1906年1月13日

　　他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1958年，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

　　“半路出家”

　　从一位语言的门外汉

　　成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走过动荡不安的岁月

　　见证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

　　他的生命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汉语拼音的出现

　　为汉语普通话读音设立了标准

　　让文盲率曾高达85%的中国

　　成为全世界会读写人口最多的国家

　　让电脑和手机上输入汉字

　　成为了可能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

　　享年112岁

　　他曾说

　　“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

　　前仆后继，亿万同风。”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世纪老人”

　　1

　　一张卡片的微光

　　周有光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并于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在报到的第一天，周有光领到了一张卡片。卡片要求用“上海拼音”把名字写在上面以便于建造档案。这种名叫“字母管理法”的管理方法，让圣约翰大学的总务部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对学校师生进行高效的管理，这让他深受触动。

　　刚入学的周有光又发现，这里的学生只讲英文，自己的英语水平只能通过打印机与别人交流。这时他想到，外国为何有完善的字母，可以使用打印机，而中文为什么却没有与英文一样的拼音法呢？

　　后来，在一次课堂上，通过对拉丁文的接触，对语言早有兴趣的他产生了文字改革的念想，周有光在主修经济学的同时也开始辅修语言专业。

　　2

　　“半路出家”：半百老人的学术转身

　　1946年，由于工作出色，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工作。假期结束时，周有光听闻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消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回中国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文盲数高达85%，为了加速扫盲，中央决定加强汉字的教学，推广普通话。

　　1949年回国后，周有光收集整理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于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本书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兴趣。1955年，周总理亲自邀请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的会议。

　　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此时的周有光已经50多岁了，从经济学转向语言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据周有光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爱因斯坦穿得简单随意，丝毫没有架子。爱因斯坦对他说：“一个人活了60岁，工作了13年，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还有17年的业余时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这句点拨，让周有光如同见到了前路的明灯，这位半百老人的余生，全身心投入了语言的海洋。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一个文盲通过学习15到20个小时就能够掌握汉语拼音，而且100个小时就能够识字1500个。

　　经过多年的国际推广和不断改进，《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规范。

　　这背后默默耕耘的，正是呼喊着“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前仆后继，亿万同风”的周有光。

　　3

　　横跨70年的爱情

　　周有光在大学期间收获的另一份“礼物”，就是那位陪伴他走过70年的“最后的闺秀”张允和。张允和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二人幼年时期相识，又双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乡的重逢让他们坠入爱河。

　　在《温柔的防浪石堤》一文中，张允和这样描绘他们年轻的爱情：

　　“有两个人，不！是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到江边，走在石堤上，浩瀚江水碧连天，他从怀中取出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把书签夹在书中递给我。当翻到夹着书签那一页，一句‘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我的心荡起了层层涟漪……”

　　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美好的生活，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一场又一场灾难席卷了这对夫妇。八年抗战，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大逃亡的艰难岁月，期间，6岁的小女儿小禾得了阑尾炎，因医疗条件恶劣而亡。

　　这一生他们几经颠簸，直到一个世纪过去。

　　晚年时期，周有光与老伴张允和每天于沙发旁的两椅一几旁读书。 每天早十点及下午三点，夫妇二人必将红茶或咖啡杯举过眉梢轻碰，戏称“举杯齐眉”。

　　2002年8月，张允和心脏病去世。 离别之时她盘发依旧，阖目如睡。但此后，周有光家中的两椅换做沙发，白天作待客用，“举杯齐眉”之约也随之逝去。

　　4

　　心宽室自大，室小心自宽

　　50岁前，他是一位“挣钱养家”的银行家，50岁到80岁他转身语言学，成为了“汉语拼音之父”，而到80岁意识到自己该退休后，他成为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中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之一，他晚年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以“敢言”著称，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等多个领域撰写文章，讨论世界问题，直到100岁左右，仍不断有著作出版。

　　而就是这位放眼世界，书写天下的老人，书房仅有九个平方大小，狭小的书房中密密麻麻堆满了书籍。

　　“半张破桌子，一间小屋子，就是我的天下”。 据人民日报报道，时年106岁的周有光，仍然“蜗居”在北京后拐棒胡同的一座红砖楼里。周有光的小书桌，长约一米，宽仅半米，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用了30年的老式打字机。桌面因过于老旧而破旧，破朽之处用透明胶带贴贴补补。

　　改革开放之前，周有光居于北京沙滩建于民国初年的一所小洋房。半间屋子兼做书房、客室和餐厅，书橱的一半用来放饭碗。

　　那时，周有光曾戏仿作了篇《新陋室铭》以自嘲：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2017年1月14日，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周有光先生逝世。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的骨灰落葬常州栖凤山名人园

　　周有光的一生，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看着满街的长辫子被剪去，看着家中的洋灯变成电灯，看着手写转向打字机直到电脑与手机…...

　　他的一生，几乎覆盖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正如妻子对他的祝福一样：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

　　交汇点记者 朱威 沈舒雅（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