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54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因为我们是记者
11月8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将迎来第21个中国“记者节”。何为记者？记录者也：追赶时代的脚步，定格民族发展的瞬间，在媒体行业走向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用创新的语言、年轻的形式记录精彩的“中国故事”。虽说“万物皆可云”，他们对“现场”和亲身“勘探”却抱着近乎虔诚的执迷；在喧嚣浮躁的众媒时代里，他们努力奏响奋进、昂扬、充满正能量的时代强音——因为我是记者。
节日前夕，无数新闻人仍奔跑在通往现场的路上。请允许我们向同行们说一句：节日快乐！
伟大战疫
我们时刻“在场”
新闻在哪里，战场就在哪里。2月14日，“新华战疫工作群”里发布“召集令”，“期待奔赴武汉疫线！”“接受组织挑选！”的报名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华日报记者王世停几乎想都没想，当即报名，结果幸运入选。同事们是服气的。作为一位业务精湛的党报记者，王世停曾现场报道过里下河大水、响水化工厂爆炸案、雅安地震、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等重大新闻事件，称得上“身经百战”。但对当事人来说，到武汉，怎么干？得知将奔赴武汉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新闻是对现实的“复制粘贴”吗？到了现场只是第一步，唯有思索的光芒才能穿透战场的硝烟。武汉期间，由王世停主笔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对江苏援鄂医疗队所彰显的江苏模式、江苏经验、江苏力量做出了慧眼独具的观察：《“匡时济世”方见“医之大者”》，“立”住了抗疫名将、全国著名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前进！朝着“零感染、打胜仗”的战略目标》被湖北日报全文转载；《“光谷经验”闪耀“江苏智慧”》提炼出的“光谷经验”，被国家卫健委专门发文推广……这些报道为什么能“火”？“记者要有大局观。武汉‘遍地是新闻’，但动笔前要问自己，这篇报道是帮忙的还是添乱的，是鼓劲的还是泄气的？记者要敢于发出主流声音，恐惧弥漫、人心浮动时，记者要引导舆论、抚慰人心，传递大爱的温暖。”王世停言语铿锵。
不只疫线是“现场”，疫情面前，所谓的“后方”报道传递的其实正是时代生活的“前方”。靖江日报记者张元记录下了一则身边的暖心故事：一位水果店老板收到了感染者何女士的外卖点单后，亲自将水果送到医院，还额外送上一份红枣，祝她“增强免疫力，‘枣’点出院”。这盒水果，何女士是拌着眼泪吃完的。张元感慨万分，记者要永远珍惜手中的这支笔，记录下时代洪流中那些最温暖、最闪耀的浪花，才能带给同行者以力量。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怎么书写英雄才能让人觉得“离我很近”？从投入疫情报道的第一天起，一向敏于思考的盐阜大众报记者姚梦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把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写‘天生’的英雄，还是写普通人的英雄时刻”上。他说，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天生”的英雄，更多的是一个个普通人在克服自我软弱的过程中走向自身的“英雄时刻”，“把这个时刻剖析、展现出来，让读者觉得很亲切、受鼓舞、有共鸣，愿意学习英雄、成为英雄，我们的战疫报道才是有力量、有意义的。”
落笔成史
记录行进的中国
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总台）记者庞丹阳有一件珍贵的“藏品”——一块薄如蝉翼的医用防护口罩原料，厚度只有156微米，是今年3月中石化仪征化纤首批下线的熔喷布。
“人民需要什么，央企就生产什么！”抗疫最紧张的时候，中石化决定在仪征化纤上马12条熔喷布生产线，常规一年的工期被压缩到40天，中国恒天集团、中国纺织机械集团等央企纷纷伸出援手，“战疫国家队”开足马力。庞丹阳和同事在厂房各个角落架起摄像机，记录下600多名一线工程人员立体式交叉作业，白天，马达轰鸣；入夜，焊花四溅。
然而原本要从德国或日本进口的熔喷头当时却无处可寻，网上唱衰中国制造的悲观论调又频频出现。关键时刻，央企邵阳纺机立下“军令状”：20天交付第一个熔喷头！一支支“技术攻关队”“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进入战时状态，硬把6个月的技术研发期压缩到20天。
3月29日，12条生产线475台熔喷布设备提前5天成功投产，扬州广电12小时的云直播吸引了海内外2100多万人次观看。庞丹阳说：“何为大国央企？何谓国之重器？这背后的一颗颗中国心永远激励着我怎样做新闻，怎样做记者。”
就在几天前，云南小凉山宁蒗县宣布脱贫摘帽，当地的扶贫力量中有一支来自南通海安的支教老师。去当地采访过的海安融媒体中心记者缪凡说，从1998年起，32年间有217位老师在当地教书育人，改变了当地教育落后的面貌，他们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海安舅舅”。
今年9月，在全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缪凡讲述了“海安舅舅”群体，最打动她的是朱朝书的故事。1995年，朱朝书在当地做班主任，常年患病的父亲来看望他，结果到了宁蒗一病不起，11天后就去世了。在整理遗物时，朱朝书发现了一套寿衣，是父亲悄悄带来的，谁也没告诉。如果没去小凉山，老父亲或许不会走得这么匆忙，缪凡问他，如果重新选择，还去支教吗？朱朝书回答了四个字：义无反顾。他说：“没有知识，孩子们走不出大山，我们不仅是在教书，我们是在救人。”采访结束时，缪凡对着二老的遗像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讲述中，缪凡展示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把最美丽的青春留在了拉萨，正如曾经我的海安老师们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宁蒗。”写信的人叫胡正彬，是宁蒗宁海民族中学2011级“海安班”毕业生，今年是她在拉萨支教的第5年。
支教的老师、上学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不变的是师恩大爱，变了的是小凉山的面貌，折射的是一个国家有质感有温度的日新月异。
同样是山海远隔，常州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李均则当了一回民族友好的“邮差”。新疆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实验小学和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是友好学校，两校五年级（2）班的孩子还建立了笔友关系。李均往返两地采访时，给两班孩子当邮差，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清潭实验小学的颜嘉璐、肖垚一同前往乌恰，在他的手机里有一张照片，颜嘉璐和地丽娜孜·吐尔达力这两位小笔友见面时紧紧抱在了一起。因为这次采访，李均和乌恰的孩子也成了朋友，今年夏天，一位叫地丽娜孜的小朋友还给他发来一段视频说：“李叔叔，我考上内地新疆班啦……”
李均说，常州援建的乌恰常州工业园吸纳了当地上千人就业，2018年当地成为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率先脱贫摘帽县，如今已经走在了全面小康的路上，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当地脱贫攻坚的艰苦卓绝，都被记录在新闻作品中。
脚力为先
跑到现场接地气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之中脚力为先。古人云“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只有深入一线才能发现鲜活的新闻线索，发出最接地气的报道。
乡村干部报女记者许露露难忘自己2019年去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瓦铺村跟班采访第一书记周梅的经历。那一周，她看到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是怎样奉献的，周梅眼角的伤疤是在大雪天到山上探望贫困户时摔的，差点伤了眼球，她每天早上7点出门扶贫，晚上8点才回宿舍。另一个村的第一书记，两口子和老父亲分别在三个村扶贫，妻子把刚出生的儿子带到村里，在村民家里寄养了两年。
而她自己，则经过了一次淬炼。她走过村民手脚并用开出的盘山路，也克服了对蛇的恐惧在原始森林中穿行；她看到了当地人如何一点点摆脱没电没网喝山泉水的历史轨迹。回忆那段日子她很感慨：“有同行说过，脚下的泥土、身上的灰尘，是时代的馈赠，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勋章。走最难走的路，写最接地气的报道，到基层一线去，会让我们的新闻更有深度、更有温度！”
周琳是关心下一代周报社的年轻记者，已经连续2年跟随泰州地区五老网吧监督员魏佩暗访未成年人上网。“4名组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本该含饴弄孙的年纪，却到外地吃辛苦、做暗访。”周琳起初并不理解老人们，有段时间大家每天顶着30多摄氏度高温走三四公里，汗水浸湿了衣服，腌疼了皮肤，有时还会迷失方向，在巷子里绕了一圈又一圈。熟悉之后，她把自己的不理解说给老人们听，老人们说：“我们爱自己的子孙，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能保护他们是一种光荣。”这是一群有人格感召力的老人，周琳开玩笑地说：“跟他们在一起，我不仅在精神上成长了，连生活习惯都变了，甚至还戒掉了可乐，端起了泡着枸杞的保温杯。”
几年来，周琳采访了很多老人，抗战老兵周仁甫从1995年开始资助贫困学生，他说：“希望自己像只萤火虫，用微弱的光亮照亮学生的成长道路。”独臂老战士吴成到处做红色宣讲，他说：“我的幸福在孩子们的掌声里。”一次次采访，让她对老人们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情怀，那种身体力行的责任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写出他们的故事，则被周琳当作自己的使命。
扎根生活，就会看到采写到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闻。宿迁广播电视总台今年夏天策划了大型直播行动“乡村选美大赛”，每周以两村pk的形式展示宿迁的美丽村庄。记者彭静走访了12个打造成熟的特色村庄，采写了一个“连体房”的故事。
在泗洪县的大王庄，她认识了王大成、王亚这对农民兄弟。哥哥王大成在村里养螃蟹，弟弟王亚在县城做生意，兄弟俩感情深厚但是聚少离多，家中一对八旬的父母如何照顾，成了兄弟俩的心病。经过一番商量，兄弟俩在村里买了两套联排的新农居，将两栋楼内房间打通，拆掉院墙，封上一扇大门，成了村里有名的连体房。
采访的时候，彭静得知这个连体房里住着四世同堂的大家庭，14口人阖家团圆。看到彭静和同事来访，奶奶高兴地领着他们参观每一个房间，面对镜头爷爷笑着说了一句：“俺这是世外桃源。”
彭静说：“他们只是乡村中最普通的兄弟俩，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乡风文明，什么是幸福的小康。”散落在城乡大地上的鲜活故事还有很多，它们等待着更多的记者迈开双腿去发现、去传播，让人体会社会百态、人生百味，从一个个故事里感知我们生活的国家。
“90后”们
从“宝宝”变成“后浪”
哪个“90后”在家还不是个“宝宝”？然而，战场无父子，上阵就是兵。在武汉疫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90后”记者王子杰不仅一点没娇气，还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让报社前辈们一下子记住了他。
听说很多医务人员想看武大樱花，他临时给自己加了工作量，拍下武大全景照，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赏武汉之春”融媒体行动；一再突破“安全距离”，医护人员不顾感染风险对病重患者施行气管切开，这5分钟内“险中求胜”的“生死竞速”，也被火速赶来的王子杰用镜头记录下。善于开掘战疫前线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综合运用短视频、全景VR、Vlog、云直播等融媒体形式讲好故事，这个年仅23岁的新闻人让人看到“90后”身上蕴藏的希望。王子杰也觉得，经此一役，自己又长大了不少：“以前我以为，记者就是写写稿子，现在才明白，在一个媒体走向深度融合的时代里，依靠创意策划、慧眼挖掘和融媒体表达，才能使主旋律、好故事走进人心。”
鸟儿的啁啾声里，“时代楷模”、著名农技科学家赵亚夫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踏过泥泞的小路，俯身田间视察，和农民交谈，在食堂里吃便饭，镜头还不时掠过圈栏里的猪羊、陡然被惊散的飞鸟……真实记录赵亚夫80岁生日当天的工作生活，斩获“5万+”点击量，一条标题为《赵亚夫的戴庄一日》的短视频作品，令人慨叹“不落窠臼，风格清新”。视频的主要策划制作者叫谢道韫——当然并不是那位东晋历史上的“咏絮才女”，而是镇江日报的一名“90后”记者。
怎样才能制作出“爆款”融媒体产品？“这根本是门‘玄学’啊，‘爆款’哪能预测？与其迷恋‘爆款’，不如踏踏实实追求内容。”尽管工作时间还不长，谢道韫却显得很有想法，“拿短视频创作来说，镜头语言的炫技是次要的，内容才是传播的基础。内容来源于生活，当我们把展现真实的、有力量的生活作为导向——就像我们拍摄赵亚夫时所坚持的那样，那么观众就会在记录真情实景的镜头前感到共鸣，然后自发地进行传播。”
——这番成熟老到的思考让前辈新闻人觉得，总被人们担心的“90后”，真的长大了。
不仅长大了，活跃在新闻现场的“90后”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奔涌的热血。不过，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的“90后”陈小璇清醒地知道，他们这一代人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当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就想起曾经采访过的灌云县交通辅警侍东亮。在承担护学岗工作的数年间，无论风吹雨打、烈日当头，他几乎从不缺岗，总是用大手搀着学生过马路，或抱起走得慢的孩子送到校门口，由于长期站立、屈膝、奔跑，他的右膝盖患了脉管炎，左膝盖里长了肿块……在他的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里，有我们‘90后’最需要汲取的力量。”
无疑，稚嫩的他们仍处于“青蓝相续”的时代接力中，但奔跑的目标是明确的：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把新闻写在大地上，镌刻在逐梦小康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因为我是记者。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王宏伟
【悦读】
大运河，为何与“国运”息息相关
文/王方
著名古代经济史大师全汉昇先生在《唐宋帝国与运河》这本书中爬梳了大量史料，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其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
隋亡之后，大约一千五百年间，人们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可谓议论纷纷，以诗为证：比如“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劳民伤财要永享繁华富贵，不料转瞬皆成空，这是悲哀叹息的；也有大力讽刺的，比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说隋朝要不是灭亡了，估计隋炀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岛；也有谨慎点赞的，比如“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指出隋炀帝恣意享乐固不可取，修大运河的功绩仍足以彪炳青史。
各家各话，各有道理，若要作者全汉昇选一句，我觉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选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应是天教开汴水”。隋炀帝开运河是老天爷唆使的？对，按本书的观点，大运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确是老天爷。这可不是在宣扬迷信，在现代语言里，我们通常把“天”这种力量，叫做“时代的客观形势”。在那个时代节点上，大运河属于不得不修，就算隋炀帝不修，也会有其他人物出来修。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初现雏形的时代。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军政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两相分离。
秦汉时期，西北关中地区，不但山河险要，是国防重心，同时沃野千里，也是农耕经济的重心。而隋唐时期的军事政治中心，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战争频繁、北方生产事业大遭破坏，而屡次的衣冠南渡却把知识和技术带到南方，使得南方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而军政中心却仍在北方。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军政中心的聚集了大批军队和官吏群体，常年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而当时的关中已经供养不起了。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顺畅连接起来，凝固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这就是摆在隋唐大帝国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为解决这问题，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应运而生。自开通以来，它便成为了隋唐乃至北宋帝国的大动脉，它的通滞与帝国兴衰紧密相连——运河通，则帝国兴，运河滞，则国运替。大运河，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命运的晴雨表。
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古时期的经济地理，也催生了一大批繁荣的历史名城，甚至让某些原始的宏观调控成为可能。
比如说，洛阳和开封这两座古城，之所以能在唐宋称“都”成“京”，就是拜大运河所赐。在唐代，女皇武则天甚至将把东都洛阳誉为“神都”，将近二十年时间都在洛阳办公。事实上，从唐太宗起，中央政府经常会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搬迁，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说句大白话，因为“长安供不起，洛阳有饭吃”。洛阳处于大运河北端，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转运长安与北方各地。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也是如此，北宋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军政上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中央政府和军队更为庞大，对物资的需要比唐代更高一个量级，经充分衡量后，经济需要压倒了山河之险，不得不将政治中心放在了汴州。
此外，大运河把中国纬度、气候、物产、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联络起来，势必促进商品交换、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共同构成繁荣灿烂的帝国光景。沿河的一系列城市，如镇江、杭州、扬州、睢阳，宿州，泗州等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并发展为繁华的城市。可以说，在“春风十里”“二十四桥”“东南形盛”“十万人家”的歌声里回响的，是大运河的脉动。
北宋在强盛时期，甚至借大运河之力，创造性地实行了一些国家宏观调控——在沿运河各州设立发运司和转般仓制度。发运司备有巨额本金，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平价购买粮食，贮藏在各州各路的转般仓里，当某些地区由于歉收或者事故，没有按期把米运到时，会由发运司把贮藏的物资来运往汴京，歉收的地方则按平价交钱来代替实物。这样既保障了税收，也让歉收地区不必大费周折高价购粮，甚至可以及时得到赈济。依靠大运河，帝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实现了对于供求调节和地区平衡。
可见，运河畅通的时期，就是帝国全盛的时期，反过来，运河阻滞也伴随着帝国的衰落。
在安史之乱和唐末时期，武装割据势力各霸一方，运河这条大动脉被切断，南方物资再不能大量运往北方、支撑政权的时候，大唐帝国便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弱，甚至于灭亡了。这个现象甚至表现在文学作品里。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记得一个词——生辰纲。“纲”，是指北宋漕运船只的编队。在宋徽宗时期，发运司把籴米本钱孝敬了喜爱艺术的皇帝，权臣蔡京兴花石纲之役，运送物资的漕船被奇花异石挤占。运河这条大动脉不能再为帝国输送养分，北宋灭亡也便指日可待了。
而在南宋与金国对立时期，大运河的江南段曾支撑南宋偏安百五十年，但整体上，这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已经荒废。在经脉断绝的条件下，南宋和金自然都没有力量来对抗漠北的新兴民族，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
大国基建，功过兴衰，是百千年之事，研判的眼光，也需百千年之远，这也许是《唐宋帝国与运河》给读者最大的启示。
【文脉】
读经典诗词 品美丽江苏⑧
西津渡：诗情流淌，文脉悠长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一千年前，唐代诗人张祜漫游江南时，登楼临江远眺，面对月挂高天、星火闪烁的岑寂景致，走笔抒情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年的七言绝句《题金陵渡》。
诗中的“金陵渡”究竟位于何处？很多人会误以为渡口位于南京。其实不然，“金陵渡”是镇江的西津渡。唐时，那里叫蒜山渡，宋代始称西津渡。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峻秀，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留下了众多千古传颂的辉煌诗篇。
西津渡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麓，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三国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漫步其中，宛若走入了一幅古朴素雅的山水画。青石板路面在脚下蜿蜒延伸，砖石中间留下的深深车轴印，诉说着前朝旅人的忙碌，也印证着这里的历史和变迁。街道两旁，青砖黛瓦、翘角飞檐、雕梁画栋，诸多明清建筑鳞次栉比，透溢着浓郁的古风神韵，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西津古渡一开始是一个军事渡口，在三国时，驻有东吴的水师，它是由破山栈道形成的一个渡口。隋唐时期，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以后，这里成为了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交汇点，因此西津古渡不仅是军事渡口，而且也是大江南北商业物资的重要集散港口。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路航运成为了货物运输、人员往来的主要途径，从此这里便变得逐渐繁华起来。”镇江文史专家裴伟介绍说。
张祜
沿着古街一路往西，便可以发现一座建于清朝的待渡亭，这是古代等待渡船时休息的地方。在待渡亭对面，静静地屹立着一尊人物雕像——清癯瘦削、右臂微抬、满目迷蒙，他就是唐代诗人张祜。
“镇江在唐朝时期被称为‘润州’，润州的金陵渡是古代连接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渡口，与扬州的瓜洲隔江相对。这里是北方人南下渡江第一站，也是张祜踏上润州的第一处所。”裴伟介绍说，张祜是中、晚唐之际的诗人，家世显赫，被人称作张公子，有“海内名士”之誉。张祜一生有近500首诗词传世，这个数量在唐代诗人群中相当可观，杜牧曾称赞他“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当年，张祜曾经北上寻求仕途，但因受到元稹的排挤，没能得到官位。在漫游江南时，羁旅愁绪涌上心头，遂用寥寥几笔描绘出清冷凄迷的江上夜景。
张祜的这一首小诗，提及了两个地名：一是金陵，一是瓜洲。古代诗词中的金陵，大都指南京，但瓜洲在扬州邗江县南，张祜如果身处南京的长江边，怎么可能看到对岸瓜洲灯火？裴伟解释，六朝古都的南京，到了隋唐时期，被朝廷打压，贬为县，属当时润州（也就是镇江）管辖。按照惯例，属县的别号会在文人墨客口中成为州的别号。于是当时润州的蒜山渡也就被张祜称之为“金陵渡”。
从南朝到唐代前期，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多年都是南方最发达的地区，人烟辐辏，商贩往来不止。而且扬州夜间处处灯火，水边停泊的船只比比皆是。正如诗人李绅在《宿扬州》中写道：“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但是张祜眼中，对岸瓜洲为何是“两三星火”？裴伟说，到了晚唐，经过战争洗礼和漕路断绝的影响，润扬的繁华成为旧事，诗人韦庄路过此地时满眼是清冷萧瑟的景象，只能写下“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所以，到了晚唐时期的张祜，他眼中的瓜洲也就只余“两三星火”了。
张祜笔下的“小山楼”，曾经是唐代“金陵渡”渡口一家客栈的名字，具体位置位于何处，如今已不可考。据称，当年的客栈位于小码头街，这条街只有一边有店铺，另一边则临长江，因此站在街边的店铺都能看到滔滔长江，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北岸那个“两三星火”的古瓜洲在晚清时期全部坍塌于滔滔江中，从此踪迹难寻。
与北岸坍塌对应的是，南岸诸渡则开始淤积，西津古渡现在离长江江岸已有300多米的距离，失去了原本的面目。从小在江边长大的裴伟对两岸的变迁印象深刻，“我是扬州人，从小就随父母在镇江长大，对岸有我的家，我的老屋子，小时候坐轮渡往返于两地之间，现在汽车走润扬大桥。”
尽管古渡不再，古街换貌，但西津渡“活化石”般的古代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其所承载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更加熠熠生辉。目前，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区，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
古栈道上、古渡口边，深厚的历史堆积层，已经被厚厚的玻璃罩精心地保护起来。全国仅存的元代过街石塔——昭关石塔，世界第一个水上救生组织展馆——救生会，佛教道教相邻并济的宗教文化展馆——观音洞、铁柱宫，全国文保单位——小码头街历史风貌建筑组群……古街上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仿佛是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处处是文化，满眼皆历史。
古街上还完整地保存了江南民居、宗教建筑、民国建筑等风格迥异的古建筑样本，许多在江苏乃至在全国都堪称“孤本”，著名古建筑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罗哲文先生曾评价说，西津渡是“绝无仅有的古渡遗存”，“它留下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不可代替的”。
如今的西津渡，不再有渡。早起，可品早茶，晚来，可赏夜景。徜徉在这片历史文化街区中，无数赏心悦目的体验纷至沓来。游人可以漫步于西津古街的青石板路上，想象着盛唐时期车水马龙、人潮如织的盛况。若从古街入口走到底，还可以登上半山腰，远眺滔滔长江水，俯瞰西津渡古街。待到夜幕降临时，屋檐上挂着的灯笼亮起点点红光，沧桑古街变得朦胧而神秘，仿佛回到了舟楫交织、人声鼎沸的古代。“白天看一眼千年的历史街景，夜晚看热闹的西津大市，西津渡真是越来越美了。”一位来自徐州的游客由衷地赞扬。西津渡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而这热闹、繁华的背后，正是古镇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西津渡是古老的、历史的，同时又是年轻的、现代的。西津渡运营部经理仲纯告诉记者，今年，西津渡打造了持续五个月的艺术生活节，新锐艺术家和青年匠人们将潮流文化创造性地融入了千年古街。未来，西津渡历史街区将汇聚西津渡之“人文”、云台山之“青山”与西津湾之“绿水”，建设一个功能齐全、配套服务完善的国家级示范综合旅游度假区。游人既能在西津画苑、中国救生博物馆等文化展馆品悟历史之厚重，又能在主题文创产品中感受古迹与现代元素的奇妙融合。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经典相融共生，经历沧桑风雨的西津渡正以历史文化资源作笔、全域多样风光为墨，描绘一幅闪耀千年的历史画卷。
交汇点记者 王慧 实习生 刘妍
【百家】
新的时代，怎样弘扬红岩精神
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初心使命永驻心间。近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文博研究员朱军来到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围绕红岩精神举办了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
朱军研究员
从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主要培育者、丰富内涵、重要地位、重大作用五个方面，朱军全面阐释了红岩精神，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充分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深刻论述了红岩精神在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政德培育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歌剧《江姐》剧照
伟大实践培育出红岩精神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伟大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光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很多人对红岩精神的理解，是从文艺作品开始的。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红岩精神和红岩文艺作品是不能划等号的。红岩精神的培育、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朱军介绍，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红岩精神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9年1月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领导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南方局坚决贯彻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成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发挥了红岩精神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第二阶段是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移驻南京，改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四川省委，由吴玉章同志任书记，继续领导西南地区的党组织；第三阶段是1947年3月到1949年11月，主要是川东地下党在重庆开展的地下斗争，和被捕共产党人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
董必武同志曾如此写诗赞誉红岩：“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道出红岩精神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联系。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倡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设立，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南方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红岩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可以说，红岩精神的产生是革命斗争的必然要求。红岩精神是伟大实践培育的革命精神。”
朱军介绍，红岩精神的主要培育者，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等忠诚的共产党人；是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等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革命志士。
红岩革命纪念馆 视觉中国供图
“红色三岩”指引胜利方向
红岩是地域范畴和实践范畴的集合。朱军说，作为地域范畴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她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
在朱军看来，抗战烽火中“红色三岩”的贡献和作用，可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
红岩，似一盏明灯，为迷雾中的人民指引希望的方向。在重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战斗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共发行3231期。她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鼓舞人民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充分发挥了“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作用。
重庆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红岩，似一块磁铁，中共南方局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红岩，似一川清泉，滋润着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成功营救被困于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范长江、邹韬奋等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等800余人，茅盾同志称此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红岩，似一方基石，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奠定基础。朱军介绍，正是在重庆，中共与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患难与共的传统得以孕育和形成。
《新华日报》发挥了“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作用。
红岩，是一个舞台，让中国共产党从山沟沟走向大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红岩，是一座堡垒，领导了中国南方13个省市、港澳地区及海外的党组织的10余万党员。朱军指出，南方局具有高度的战斗力、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创造和积累了党的建设新成果、新经验，对新时代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歌剧《江姐》影响了几代人
彰显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1961年，罗广斌的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全国掀起了“红岩热”，影响了几代中国人；1962年6月，《中国青年报》开辟“红岩精神赞”专栏，“红岩精神”的提法首次被提出。1985年，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回顾了南方局的光荣历史，重温了老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临行前深情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岩精神，2016年1月6日，他在视察重庆时，专门提到了《红岩》，深情朗诵了难友们赞颂江姐的话，“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红岩英烈血与泪的嘱托“狱中八条”一一读出。
红岩的故事广为流传，红岩的精神世代传承。朱军指出，红岩精神内涵可概括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红岩精神的特点则表现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长篇小说《红岩》
朱军曾对310位红岩英烈的生平做了全面和仔细的研究，他发现，“有29位英烈生于1921年，牺牲于1949年，他们为党而生，为国而死，将短短28年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生于四川泸县的刘国鋕是29位烈士中的一位。刘国鋕家庭条件优越，毕业于西南联大，为了党的事业，他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48年4月，在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家人多方营救他，接受了钱财的特务甚至同意，只要刘国鋕写一份悔过书就释放他。但对党无比忠诚的刘国鋕却拒绝了，他动情地说：“我死了，有党在我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牺牲时年仅28岁的刘国鋕烈士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白公馆英勇就义。“刘国鋕、张露萍、江姐、小萝卜头等红岩英烈的革命精神绘就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至今还在发出鼓舞我们不断奋进的耀眼光芒。”朱军说。
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军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红岩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阵地、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红色基因、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红色钙片。在新的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红岩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承弘扬红岩精神，让初心使命永驻心间。
交汇点记者 于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