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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如何守好边界、三刷话剧《白鹿原》、乘风破浪的“姐姐”、“爱与怕”的一封信|文艺周刊荐读
2020/06/18 09:31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82期)

【视点】

【繁花】

【艺评】

【新潮】

【视点】

涉及自杀、色情、暴力,部分童书是否“内容失格”——

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为儿童成长引路

谈论哪种自杀方式好,“拴根绳子在脖子上,再找棵树吊死,从楼顶上像鸟儿一样张开双臂飞下来”好不好?儿童绘本里,猫爸爸开车载着家人,车轮底下是被轧过的老鼠;还有童书里出现爆粗口、贿选、称女同学为“长舌妇”和动物视角下的拟人化色情描写……近日,不少网友纷纷爆料知名儿童文学读物里存在的涉黄涉暴、自杀或其他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情节,引发强烈舆论反弹,再次将儿童文学的书写边界、叙事艺术等话题置于公共讨论的中心场域。

专家:首先“小心求证”

在展开探讨之前,一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认为,首先应“小心求证”:“儿童文学的版本往往比较复杂,甚至充斥着不少盗版。在这种情况下,先确定问题图书是否为正规出版物,再来进行批评研讨,可能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

她也提示,不排除一些看起来存在导向问题的图书实则是语境问题,这个语境既包括上下文的语境,也包括时代语境,“如果书里的小主人公抓狂烦恼的时候说一句‘我要跳楼了’,更多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鼓吹自杀、渲染死亡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对所谓的‘问题’,首先要增强辨别力,主动求证,不能盲目相信一个别人阐释好的文本。”

对这位专家的谨慎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儿童文学编辑十分认同。她介绍,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很多是从青春文学起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成长为成人文学作家,也可能回溯到童年,书写一些以自己童年经历为素材的儿童小说,意外地很受欢迎,于是往儿童文学领域大踏步进军。那么他们的早期儿童文学创作必然带有成人文学的痕迹,在情感表达、用词轻重上做得不够完美,用现在的理论和眼光去批判作家当年的创作并不合适。因为社会对儿童文学边界和呈现方式的探讨,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这位编辑看来,当下大众探讨的聚焦点不应放在那些囿于时代语境的作品上,而是在新近涌现的和未来的创作出版上,应关注童书如何更好地守住边界、处理敏感题材和灰色地带。

作家要有“家长思维”

然而,有一种担忧却更为现实:当看到一些童书里煞有介事地描写学生从教学楼上纵身一跃的自杀情景,或是直白地渲染情欲、暴力,尤其是家长,会担心这些情节会不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督学傅强认为,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了他们接受的事物须先经过必要的“过滤”:“在儿童阶段,孩子们往往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而不会像成人那样根据自己的三观来辨别、对话、质疑。他们分不清书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的区别,对自己读到的内容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甚至会模仿书中人物的不当言行。因此,童书一旦出了问题,对儿童成长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来源:视觉中国来源:视觉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鹏表示,儿童文艺产品市场其实一直缺乏“度”的把握,在给他留下“童年阴影”的国产动画《葫芦娃》里,断头、掏心的情节可谓恐怖惊悚;他自己也曾读到熟识的作家用童话形式书写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在他看来,如今读者、观众纷纷“自我觉醒”,这对规范童书市场大有裨益,而除了读者的反馈、出版社的把关,作家的自我修养也非常重要,尤其要具备同理心和“家长思维”——“作家要时时反躬自问:我愿不愿意把我写的作品拿给我自己的孩子看?只有多方合力,儿童出版物市场才能从粗放、野蛮式生长走向正规化、精细化和高质量。”

童书质量良莠不齐的背后是行业的无序竞争、泥沙俱下。一位出版人告诉记者,据统计,全国共有580多家出版社,其中556家在做少儿读物,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民营出版机构。那么,这些出版单位有没有专业出版资质?有没有遵循严格的三审三校制度?在她看来,提高少儿出版门槛势在必行。至于名家荐书,更是一片“江湖”。针对家长们吐槽的“XX大V推荐的书怎么这么差劲”,该出版人苦笑着说,好多名家也是被“蹭”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挂名了,又没有精力一一去维权。

祁智祁智

儿童文学作家祁智认为,一些童书中出现黄暴情节,某种程度上也与作家的功力不够有关,“部分作家对儿童生活缺乏素材积累和观察认知,就只好把成人世界的那一套搬到童书写作中去。”祁智说,在他正在创作的二胎题材儿童小说《二宝驾到》中,在处理夫妻亲吻这个情节时,他用大宝对爸爸说的一句“不给亲我妈,要亲亲你妈去”巧妙地化解了。童书写作正是需要这样来源于生活、符合儿童心理的叙事智慧。

不断生长的童书写作边界

眼前的这场“童书大讨论”,又一次将童书写作边界的话题抛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对于童书写作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学界内外、家长和儿童以及不同人群之间一直存在不同的见解。

韩青辰韩青辰

儿童文学一定不能书写自杀吗?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儿童文学作家韩青辰表示反对,在她的纪实文学集《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中,话题就涉及流浪、偷窃、乞讨与自杀等边缘生态下的儿童。“这些孩子也生活在蓝天下,但不幸的生活将他们绑架了,文学要做的是关怀和拯救。关键是,我们怎样从救孩子、爱孩子、教孩子出发,剖析悲剧的根源,呼唤善良与正义。涉及这样的题材,我的写作经验是:不必回避,要带着孩子直面成长中的晦暗一面;但要本着‘写黑暗不是目的,写黑暗中的光明美好的力量才是重点’的原则,把小读者的目光和思想灵魂带到真理面前!”韩青辰说。

著名作家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就将女中学生的自杀追溯至学校、家庭、社会给予孩子的压力、期望,在青少年文学植入了深刻的社会思索和人文关怀。

除了自杀情节,色情、暴力、血腥这些概念,应当和生命教育、性教育区分开来。专家提醒,对于后者,家长不应冠以“色情”“暴力”或“内容失格”“开卷有毒”的标签使之妖魔化。

“有一套很火的日本儿童绘本《身体有个小秘密》,以绘画的形式教小朋友认识自己的身体,比如人为什么会放屁,肚脐眼能不能抠,痂能揭掉吗,书中难免出现对儿童身体敏感部位的绘画。这个可能很多中国家长不能接受,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儿童性教育是没有问题的,它不等同于色情。还有一些勇敢描写人生困境的作品,如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讲述独腿男孩和重病男孩青春爱情的《无比美妙的痛苦》,聚焦社会偏见的《夏天往事》等,这些作品固然有灰暗的一面,但它蕴含的生命教育可以帮助孩子预习人生。”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告诉记者,“如果你不知道多大的孩子适合看这些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书中的主人公有多大——他们一般对应的就是相应年龄的读者群。”

一方面要对童书中不适宜儿童身心发展的“毒瘤”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不必过度紧张,适当包容一些“非传统”的题材、情节和美学形态进入到儿童文学中来——这正是许多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所认同的“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而比“写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写”,它能否给儿童成长带来益处。

与此同时,对儿童读物的把关仍然不能松懈。张鹏建议,除了出版社、作家、学校、家长的多方合力,下一步,儿童读物应在评价体系建设上有所发力,如建设“家庭阅读书目的信用推荐平台”,为小读者推荐更有公信力的好书,推荐时不只考虑文学的维度,更纳入家庭的维度、教育的维度、儿童成长的维度。这样的第三方平台兼顾到多方诉求,使童书更好地发挥“儿童成长引路人”的功能。

来源:视觉中国来源:视觉中国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繁花】

三度来宁,疫情后“首秀”,全阵容上演——

《白鹿原》主创:我们太想念舞台了!

自2015年首演惊艳亮相后,陕西人艺的《白鹿原》便风靡全国,被称为“中国当代话剧新巅峰之作”。时隔一年之后,这部口碑炸裂的话剧重返南京舞台,将于6月19日、20日在南京保利大剧院倾情上演。这是《白鹿原》第三度来宁,也是自疫情之后省外院团的首场“破冰”演出,从销售火爆的票房可以看出,观众对该剧充满期待!

一部没有任何明星加盟、全程用方言演出的话剧,为何能在全国赢得爆棚口碑?陈忠实长达50万字的鸿篇巨著如何浓缩成三个小时的话剧?演出之前,记者采访了《白鹿原》剧组的主创,听他们讲述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以工匠精神将“白鹿原”重塑在戏剧舞台之上。

“谢谢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

41座城市、数百场演出……四年多来, 陕西人艺的《白鹿原》以原汁原味的陕西风貌、朴实沉郁的现实主义风格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创造了话剧市场的一个奇迹。

尽管《白鹿原》已经上演了近300场,但这一次在南京登台,对陕西人艺而言意义非凡——这次是他们因疫情暂别舞台的“首秀”,也是一次与观众的特别相遇。“太想念观众和舞台了,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所以,这一次来南京演出,我们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话剧《白鹿原》制片人李宣说道。

李宣之所以说感恩,是因为疫情暴发之后,剧团先后取消了80多场演出,在当前剧院30%的限流情况之下,演出存在着难以回收成本的压力,“但即便如此,南京的剧院还坚持邀请我们复演,这令我们很感动。所以这一次,我们上的全是A角,我们一定要以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为这场时隔半年的演出,《白鹿原》一百多人的团队数月前已全部到岗,进行着新一轮的打磨提升。其实,戏已经演了几百场,演员们对台词、舞台调度早已烂熟于心,但听到复演的消息,剧院的微信群瞬间“沸腾”了起来。饰演男一号“白嘉轩”的蒋瑞征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半年没上台了,所有人都憋足了一股劲,这次在南京我们就得把这股劲释放出来!”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时代背景,讲述了白、鹿两姓家族世世代代的恩怨情仇。陈忠实呕心沥血花费6年时间创作的文学经典,为话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话剧《白鹿原》则通过内在精神的挖掘,给了文学活灵活现的生命。

“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陈忠实曾这样对李宣说。无论排练、首演,还是全国巡演,陕西人艺主创团队和演员们都受到陈忠实先生的极大鼓励和支持,不仅版权费分文不取,甚至在病榻之上还打电话询问演出情况, “在北京首演时,陈老已经生病了,但在演出中场,他给团里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且念叨着:我一定要看看录像。”

正是这份弥足珍贵的信任和支持,才有了这版陈忠实最满意版本的《白鹿原》。回想起已经故去的老人,李宣感慨地说:“没有陈忠实老师的慷慨帮助和支持,就不会有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让“白鹿之魂”呈现在舞台上

一部话剧能受到广泛好评,剧本是成功之本。2014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将《白鹿原》提上了制作日程。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后,剧院最终从已有的8个剧本中选中了编剧孟冰十年前为北京人艺写的本子。巧合的是,这也正是陈忠实一眼看中的剧本。

对于这个十年磨一剑的剧本,李宣的感觉是——已经非常有“嚼头”了。

小说《白鹿原》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达80多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内核和气质韵味的基础上,将50万字浓缩在三个小时的舞台之上,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孟冰的思路是忠于原著之魂,“删减哪组人物都是伤害。所以,保持原著基本格局,很多人物没法尽情展开,也要保持线索,给他们一两句台词。”

最终,话剧《白鹿原》按小说的基本结构来搭建: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篇,用倾倒的“仁义白鹿村”牌匾、老年白嘉轩伏地大哭作结。

“文学逻辑和戏剧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用了大量舞台的方式去阐述作品当中的‘白鹿之魂’。”李宣认为,编剧在完成小说解构的过程中,又要重塑符合话剧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是创作中的“难点”。

为了让 “白鹿之魂”真实地呈现在舞台上,全剧对白采用了地道的白鹿村方言(蓝田话),“演员在舞台上说陕西话,其实是陈忠实老师的决定。”李宣觉得,话剧以地道陕西方言呈现,听上去特别“有味儿”,也是最大程度地呈现“原著之魂”。

但其实,陕西每个县的方言都不一样,当地人都能听出其中差别,剧团为此专门请了语言老师和白鹿村当地的村民,为演员进行了40天的语言集训。蒋瑞征不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陕西话听得懂,但说得并不地道。所以排练结束后,他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揪出发音的错误,并且反复练习。在他看来,陕西方言的运用给全剧增添了亮色,但方言不是噱头,语言是和情感、文化关联在一起的,方言是话剧表现的一部分,也是“老陕”的一部分,是能带领观众走近当地人生活的一种形式。

一部戏救活一个团

《白鹿原》剧组中,没有一个能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大腕,但却在表演上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黑娃……这些陈忠实笔下的小人物,在演员精准把握和细腻刻画之下,“活色生香”地跃然于舞台之上。

“舞台上根本没有演员,他们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一群白鹿原的村民”,这是观众对于陕西人艺《白鹿原》演员的评价。

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观众对《白鹿原》的赞誉和褒奖,让陕西人艺院长李宣有一种被认可的幸福。 2012年年底,李宣从部队转业担任陕西人艺院长时,该剧院账上只有1万多元钱,一度面临“无演员、无主创、无观众”的困境。迫于生计,陕西人艺的演员曾兼职外出讲课,演影视剧,卖茶叶,开面馆。李宣坚持认为,如果你真心热爱这门艺术,就应该努力成为行业的优秀者,这样才会给自己带来价值和尊严,“一定要做好戏!”在她的带领和推动下,话剧《白鹿原》剧组诞生了,“让观众走进剧场买票,让演员在舞台上找到自身价值,这才是一个剧团良性的运转方式。”

《白鹿原》的创排,一下升华了整个剧院的精神状态,白嘉轩的扮演者蒋瑞征刚接到《白鹿原》剧本的时候,已从陕西人艺退休了,演了一辈子的戏,他深知这是一个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于是选择了重新返聘;白孝文的扮演者李俊强因为剧团低迷的状况,差一点就离职了,也因为这部剧留住了,“《白鹿原》是陕西人的魂,我们整个剧组怀着一颗敬畏和忐忑之心对待每一场演出。我们敬畏陈忠实先生的文学巨著,敬畏过去的那段历史,同时也敬畏台下的观众。”

正是主创们的尊重和敬畏,让这部话剧收获如潮好评,成为了业内的现象级作品。如今,《白鹿原》已经在全国演出了近300场,李宣感慨:演完今年,这部戏该封箱了!5年的时间,陕西人艺上百位演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巡演常常举家分离4个多月,而更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剧中饰演冷先生的演员已经80多岁,有点演不动了,而扮演小百灵的演员当初还不到20岁,现如今已经25岁,年龄与角色的反差日益增大。

“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下,一群陕西百姓历经磨难却一次又一次地站立起来,在艰难困苦中生生不息地繁衍。我们的民族也同样多灾多难,但我们总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支撑着我们度过无数艰险的考验。”九维文化的董事长张力刚一直负责《白鹿原》在全国的推广和运营,在他看来,《白鹿原》这一轮的巡演,在当下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年,一场大疫在中国施虐而过,《白鹿原》于此时重启,更像是一曲精神赞歌,赞颂在危难中坚持住的每一个人。”

交汇点记者 王慧 实习生 付娜娜

【艺评】

“姐姐”吸睛,美的定义本该多元

这两年,选秀类综艺节目迅速走红,年轻、漂亮、有“团魂”成为人们心目中对参赛选手即“练习生”的基本定义。然而,6月12日上线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却汇聚了30位年龄30岁以上的成名女星,打破了当下国产选秀类综艺的刻板样式。

宁静
宁静

和传统的选秀、成团节目相比,《乘风破浪的姐姐》主打“大龄”女团。参赛选手中,宁静、伊能静、钟丽缇和陈松伶等耳熟能详的女明星年龄大多50岁上下。不同于初出茅庐、靠美貌攒流量的新人,这些一贯以才艺与实力打拼娱乐界的“影后”们,在节目初始的个人秀环节,用特色十足的表演充分彰显自己的风格与魅力。钟丽缇身着金色紧身衣,跳起大胆热烈的“丝带舞”;身为新民族音乐推广人的阿朵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扯谎歌》;丁当高音演绎经典老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舞台表现力惊艳全场;秉持“赛博朋克”风格的朱婧汐搭配不落俗套的造型,让电音展现出强烈的科技感和未来感……无彩排表演、全开麦live,身怀绝技的“姐姐”们让当下渐渐走向同质化的选秀节目得到了提升,也逆转了人们对选秀综艺选手的刻板印象。

让观众再次认识到美的定义和基准因人而异,也许是《姐姐》的最大看点之一。在打分环节,女明星丁当和评委杜华两人之间的对话“火药味”十足,“吃瓜群众”纷纷对杜华提出的“整齐划一、青春靓丽”的女团评选要求表示质疑和批评。也许在舆论看来,“姐姐团”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选秀综艺,它不需要千篇一律的稚嫩面孔,也不需要针对年轻艺人的“偶像规训”,它所呼唤的是活力、能量和丰富多样的审美。

“看姐姐们放飞自我的表现,比看唱跳表演有趣多了。”在以往的选秀节目中,新人往往会尽力表现合群的一面,而《姐姐》的选手们一开始就上演了潇洒甚至“随意”的社交真人秀。节目推进过程中,因为“姐姐”们的认知和女团选秀赛制之间有偏差,“姐姐”们和节目组常有争执。采访选手时,导演让宁静作自我介绍,被幽默调侃道:“还要介绍我是谁?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让伊能静遮挡一下膝盖,被要求:“这是裤子我挡不了,你配合我一下,别让我配合你们”;问万茜为何来参加节目,答曰:“经纪人逼我来的”……无一不是犀利痛快的大实话,让观众在乐呵的同时感受到成熟女星“敢说敢做”的真实一面。

相比于以往选秀综艺的偶像人设,入行多年、摸爬滚打的“姐姐”们,在节目中体现出的力量感,乐于展示自我的思维和逻辑,展现出的人本身的丰富性,吸引了更多人肯定其艺术价值和人生理念。正如《姐姐》所传递出的:人的核心价值不是年轻和貌美,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理性精神建设自我,获得更加轻松和自信的生存状态。

《姐姐》中的大部分选手在演艺行业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段位,参加综艺选秀的行为被粉丝们视为“下凡玩票”。但事实上,眼下不少艺人的工作机会正在减少,乘风破浪的“姐姐”们,还要面对本土女星的职业年龄困境:在影视行业,女演员特别是成熟女演员的生存空间狭窄。2019年7月28日的青年电影盛典上,海清、姚晨和梁静等中年女演员就喊话导演和制片人,表示“作为热爱表演的女演员却缺少工作机会”;业内评论也指出,成熟而富于魅力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荧幕上是缺乏的。制片方过度苛求“少女感”,即使女演员过了35岁,也必须保持年轻的外型和娇憨的做派,阻碍了她们在生命的黄金时期塑造优秀的艺术形象。

对于“姐姐”们而言,触碰到行业天花板后,综艺选秀类节目会是新的出路吗?也许,通过争取尽可能多的曝光和话题,她们会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抛下之前的“成绩”从“练习生”做起,是因为相信自己还有更多可能。“乘风破浪”的旅途并不平坦,但“姐姐”们以“不服老”的心态拼搏奋斗,令人感到女性的成长和成熟是值得期待的。  

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新潮】

爱与怕 ——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余书记嘱我作为年轻教师的代表与青年学子们交流几句,这既是深切信任,也是工作任务。“代表”年轻教师这个群体我是断然不敢的,只是表达我作为一名年轻教师的一点感想,与青年学子共勉。

这次全球性的疫病,从大的方面看,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全球文明和人类秩序的巨大窗口,在个体层面,也迫使我们检阅自我应对极端困境的心态和能力。我们不喜欢的事物,不习惯的秩序,常常会在内心视之为偶然,而实际上,在人类史上,疫病从来就不是偶然事物。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醒我们,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么,个体在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危机时刻,如何自处,怎样成长,如何让自我的成长不失序、不迷途,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如果回想这几个月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会发现大多数人的“整体性”并没有被破坏,甚至几乎毫无变化:勤奋的依然勤奋,懒惰的依然懒惰,有理想的依然坚定在心,随遇而安的仍然安乐度日,疫情甚至成为很多人为自己的懒惰开脱的借口。再看看历史——1665年,伦敦鼠疫,牛顿宅家18个月,给微积分、万有引力、光学全部开了个头,当时的牛顿只有22岁。可见,勤奋的人与他们的内在秩序,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处于“自发成长”阶段的青年学子,在新的就业压力和新的生存秩序面前,可能还没有开始思考如何面对。

常常地,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何我们什么道理都懂,大多数人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总以为已经“很懂”那些朴素得如同陈词滥调的种种“道理”,那些好听的隽言哲语也常被我们当做一种美学修辞或审美对象,却大多不能从“心”转化到“手”——简单来说,就是道理都懂,就是没去躬行。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担心这届青年学子的认知能力,也很羡慕大家所处的这种丰饶而多元的时代,但暴增的信息、海量的知识和各式道理说教,并不会加快大家的睿智和成熟,也不会让各位自然而然就能获得良好生活。原因何在?知悉道理与良好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知易行难”的普遍困境。

古训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尤其是青年学子,由于社会阅历尚浅,但又很理想化、很自信,常常不愿意倾听长者教诲,不屑于在时间的有效性和计划的周密性这种“小事”上用心思考,不想在语言表达、社会交际这些基础技能上自觉锤炼。可以说,行动力的薄弱,是很多平庸人生的共同内因。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比拼的不是明白了多少大道理,而是踏实践行了多少小常识。

人的成长需要个体主动经营和推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中,将人的一生描述为三个阶段,这三者之间并不是逻辑递进的关系,而是三种人生状态或三个境界。一是情感阶段,把追求物欲满足作为生活目标,有的人一生都徘徊于情感阶段。二是道德阶段,内心秉持道德法则,常常能体察道德的崇高感或负罪感,他们遇事常要争对错,论是非,大多数人一生处于道德阶段。第三个阶段只有少数智慧的人能到达,这个阶段的人不关心对错与好恶,心中只有慈悲和爱。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论,探讨的是个人生存与物欲、理性和信仰的内在关系,即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形态。借助于这样一个哲学认知,青年学子可以常常地审视自己的成长状态,看看自己所处的阶段,尽早地走出情感阶段,摆脱物欲和感官对个体成长的钳制,同时,合理调适理性、信仰与个体的关系,最终让自我走向真正的睿智与澄明。

该如何从“自发成长”走向“自觉成长”?我理想中的成长形态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心中有爱/怕,手中有术,思想有棱,灵魂有趣。

现时代的我们要有怎样的“怕”和“爱”?全球化时代,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蝴蝶效应”更为显著。在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人对自我成长所做的安闲自愉或闭关绝市式的角色设定,都是轻浮而失当的。心中有“怕”,是指对我们的生存保持必要的忧患意识和适度的危机感,这会让我们保持清醒和活力。我们内心有对大时代的忧和怕,更要有爱,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人的生命、尊严的体恤、同情和呵护。全球化时代,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个”。因而,我们的格局要大,情感要宽,内心要亮,这样,路才走得远。

自我成长过程中,专业的成长也很重要,社会化大生产时代要求我们要有“专业精神”。我教过的年轻学子中,不少人频频更换研究方向,兴趣和精力过于分散,在最好的学习时代没有聚力打造专业能耐。有句话说,“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称王”,说的就是如何造就一种专业优势。一个行业或一个专业,只要持之以恒地耕耘,终究能让你成为能手。有了这种“术”,自我的成长便有了抓手和方向。

最有效的成长不仅是专业技能的获得,更是思想的成长、灵魂的发育。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样板青年”,他们有着差不多的经历,差不多的知识背景,差不多的价值理念,甚至连思想的贫瘠和灵魂的无趣也很相像。马尔库塞曾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往往会把人训练成某种工具,造就出丧失创造力和精神棱角的“单向度的人”。我不希望本来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们“成长”为无趣、无棱的“单向度的人”,我不希望本来饱满多汁的青年群体“成长”为丧失自由意志的、机械的“发条橙”。

即使没有这场疫情,如何优雅地行走于世,怎样自觉成长、笃定生活,也是我们常思常议的大话题。然而,将军不能代替士兵去扣扳机,成长的路需要靠自己走。尼采告诫我们,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人。希望青年学子们都能做自己成长的主宰者。人生的路并不漫长,成长的关键时刻不容散漫。愿诸君都有灿烂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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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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