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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周刊荐读|良好新风尚成社会潮流
2020/06/03 07:38  交汇点新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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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新风尚,从个人自觉到社会潮流

  “现在,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5月24日,在参加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事小意义大,因新冠疫情而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乃至生活习惯,正渐成公民自觉,在成为社会新风尚之余,亦是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支点。

  习惯的养成:从被迫、无奈到公民自觉

  “奶奶,你又偷工减料了!”

  “我用了洗手液啊?”

  “不行,洗手要这样搓,至少30秒!”

  今年5月,张奶奶从老家回到南京后发现,自己一手带大的10岁孙子竟像变了个人似的。出门戴口罩,不许她去人多的地方不说,回家后还必须第一时间换掉外衣,严格执行“七步洗手法”,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还必须使用公筷。张奶奶带着几分得意地“吐槽”:“我那小乖孙特讲究,怪我洗手时间不够,还给我编了一首歌,说歌唱完,洗手时间就达标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按下了文明习惯养成的“加速键”。许多人的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习惯,从过去的可改可不改、我改你不改,变成全民皆改、不得不改。

  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疫情发生以来,98%的受访者觉得与以往相比,自己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了。77.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后仍会继续保持这些习惯。

  戴上口罩、勤洗手后,医院里看流感病的人变少了,春天过敏的症状减轻了;

  多放一双筷子一个勺,新“食”尚分餐公筷,不仅卫生、健康,还环保,顺便解决了一次性饭盒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大家都觉得带饭盒麻烦又难为情,而现在学生们的选择恰恰显示了分餐而食、自备餐具等卫生就餐习惯已渐渐成为自觉。”南京师范大学第一餐厅的工作人员高登说。

  6月1日起,《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走进武江区的黎花村,只要在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轻轻一点,就可以看到村民投放垃圾的地点、重量和类别,以及是否正确。而家住泗阳县的史家尚,最近就常常到泗水首个“垃圾分类”主题公园“打卡”。公园里的工艺品,是由废旧轮胎、木材塑料和易拉罐等垃圾废品“变”出来的,而跑道的灰色、蓝色、红色,则分别代表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及有害垃圾,“在上面行走,就能学到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衣服、塑料瓶、书本这些都属于可回收垃圾。”

  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养成,也反过来对个体行为有了更多的约束力。“从深度心理学分析,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他内心的动力。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比如在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就遵守规矩,没人看到的时候就随便一点,这是人的利己行为,属于弗洛伊德说的‘本我’部分。如果乱扔垃圾跟道德有冲突了,就不会去做。因为他会觉得我是个高尚的人,不是良好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一个维护者,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疫情以后人们观念的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

  风尚,指在一定社会时期中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它是一个时代变化的缩影和沉淀。从被迫、无奈到形成公民自觉,一场着眼长远的文明习惯的“整体重塑”正在发生。

  距离拯救“尬聊”,因为爱你保持一米

  “因为爱你,保持一米。”戴着利用废弃物品制作的一米长的“翅膀”,5月18日,太原一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飞”回学校,迎来开学。而此前,杭州一小学开学时,学校也曾组织学生制作“一米帽”。

  尽管有人认为,“一米帽”“一米翅膀”有点形式主义,但这样的方式,却也是对低龄孩子强化距离意识的一种提醒。

  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一米及以上”被称为“安全距离”,而改变围桌共食、相互夹菜的饮食习惯,表面上似乎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饭局就是像围城,去了好像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但是不去,似乎与别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南京跑销售的小伙罗法性格内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社交达人,但疫情前,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常要赴一些饭局,有时候是为了跟客户“拉关系”、拓展人脉,有时候则是跟单位的同事一起吃饭,增进感情。这种侵占大量私人时间的社交让罗法有点尴尬。

  疫情之后,在南京的大小饭馆里,饭桌上都会有一公一私两双筷子,用公筷夹进碗里,用私筷送进嘴,被南京人形象地称为“吃里扒外”。而在罗法看来,无法推杯换盏,也不用觥筹交错,一双小小的公筷背后,更大的意义是人们对社交的重新定义。

  5月底,不少人的朋友圈被南京邮电大学2020级毕业典礼刷屏。在10位毕业生不能到场的情况下,贴着每个人照片的自研机器人,代替他们从校长手中领取了毕业证。而南京大学的博士生们最近正在“密谋”一场云欢送会,学长、学弟们在线“掏心窝”,交流相处多年的感受,这样的机会,在线下的日常,并不多得。

  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而新冠疫情以来提倡的适当的社交距离,拯救了社交发达的现代人的“尬聊”,让人们在边界感中把握最合适的“关系”。

  80后的满先生从事的是远程办公系统的研发工作。疫情以来,类似预约就医等远程办公的需求激增,让满先生的公司业绩翻了几番。而对于满先生自己来说,他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work from home(工作从家开始)”,到如今“work at home(在家办公)”。工作效率依旧,但每日却省下了两小时通勤时间,陪伴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家呆久了,他问女儿,有没有“相看两相厌”的感觉,没想到女儿却嗲嗲地说,现在更开心,因为晚上可以一起吃饭,而过去她都是在爷爷家吃完饭,父母才工作归来。

  而不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也并没有给同事之间的合作带来麻烦。“公司会定期在线团建,比如上个月,我们刚刚举办了网上掼蛋(弹)大赛,还有网上读书会,指定一本书大家共读,然后分享观感,我们可能反而比之前更了解、亲近彼此。”满先生说。

  有专家指出,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附近”逐渐消失的过程。以前你住在一个社区里面,你自然会知道隔几个街道会有一个果蔬市场,转几个巷子会藏着哪个好吃的苍蝇馆子,而现在可以依靠技术一步到位。而社交新距离也同“附近”一样,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其中各种人伦关系、社会结构盘虬复杂,互为影响。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内在价值去行动,并且在关系中保持真实,重新挖掘生活的本质。

  预约制,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没有预约不能办理!”一到房产局门口,谢贝贝就被保安拦了下来。门口的指引处竖着个大牌子,上面详细地写着预约方式:可以打“*****”电话,也可以进入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APP,进行网上预约。

  急性子的谢贝贝立刻拿起手机,按提示拨起电话。在得知她要办理的是房产证业务后,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抱歉地说,这项业务本周已经约满了,最早也要到下周四下午,并告知可以选择的时间段。在不到一分钟的沟通中,谢贝贝敲定了“下周四下午四点”的预约。

  “过去办证,体验感很不好,大厅里面人挤人,有时候一小时就可以办好的事,愣是被排队耗掉大半天的时间。”虽然当天白跑了一趟,但谢贝贝对于能够预约办理却赞赏有加。

  看病要预约、理发要预约、扫墓要预约,连赏花也要预约……疫情期间,原本只在特定场合下出现的“预约”,强势占领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疫情之后,这种限时限流的做法,涉及到医院、博物馆、景区、政务系统等更为广泛的领域。通过有效统筹和调节公共服务资源,优化了公共秩序。

  6月1日儿童节前夕,95后宁玲和好友一起去上海迪斯尼乐园游玩。和过去朋友圈里经常被晒出的“人山人海”的体验不同,现在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按照预约时间进园,红外线测温、出示安全码、验证预约码。“虽然像飞跃平行线这样的项目还是要排队半小时左右,但跟之前比好太多了,有的项目还是分开来坐的,排队的时候也要求人与人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宁玲说。

  景区不再人挤人,看病不用等太久,既节省了时间,又因为更好的体验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落户南京。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谈及预约制信心十足:“去年预约限流,观众数量一下子增长了60万,很多观众觉得预约很难,反而要来积极参观。”

  网上预约、佩戴口罩、垃圾分类、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从“要我”到“我要”的转变,彰显了政府管理的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考验。

  对于不熟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不会预约,生活反而变得不方便了。人大代表贾樟柯今年就此提议,出台办法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

  “这些新风尚是社会文明的符号,它根植于淳朴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也显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永昶教授说,“更值得提炼的是,这里面实际上蕴含了中国人甘于自律、守护家园、友爱互助、风雨同舟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任何困难。”

  交汇点记者 陈洁

  实习生 周永金 付娜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悦读】

  从《析产阄书》看林则徐的家风

  文 | 郑学富

  析产阄书是家产分析时订立的文书。在中国古代,一般在有子继承的正常情况下,家产继承采取的是诸子均分制,即对家庭产业采取诸子平均分析的分配方式。现珍藏于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的《析产阄书》,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深受教育和启发。

  1845年11月,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授陕西巡抚。由于操劳公事,本来身体虚弱的林则徐更是霜上加雪,身体透支。1847年1月,林则徐向朝廷告假休息,调理身体。可是道光皇帝没有准奏,只批给三个月假期让他在西安养病,由新任陕西布政使杨以增代理陕西巡抚。养病期间,林则徐在陕西巡抚衙署给三个儿子写了一份《析产阄书》,从中可看出林则徐的为政清廉和悠远的家风。

  林则徐在《析产阄书》中写道:“余服官中外已三十余年,并无经营田宅之暇。惟祖父母在时,每岁于俸廉中酌留甘旨之奉,祖父母不肯享用,略置家乡产业,除分给汝四妹外,有留归余名下者载在道光丙戌年分书,汝等也已共见。嗣于庚寅年起夏出,至今未得回闽,惟汝母中间回家一次,添买零产几处,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也仅二十三所,原不值再为分析。……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零,即每股或有多余伸缩也不过一两百两之间,相去不远。……再,目下无现银可分。”

  养廉银是清代独有的制度,朝廷为了鼓励官员廉洁,在正常的俸禄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养廉银,即现在说的“岗位补贴”。 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办公经费”,如雇用师爷、幕僚及奴仆的费用也从此出。一般来说,官员的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据《清全典事例》记载:每年的养廉银,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

  林则徐入仕从政30多年,先后当过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病逝后被清廷追赠为太子太傅,官至一品,每年的养廉银应该在20000两。林则徐多次担任封疆大吏,他分给每个儿子的财产尚不及他一年的“养廉银”多,可见他宦海沉浮几十年,无论是在职,还是流放,都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朝廷发给他的养廉银多数用在了办公经费上,只是拿出一少部分孝敬老人,其为官是何等的清廉!难怪比其稍晚的曾国藩在闻得林则徐家书后,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中感慨地说:“闻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从《析产阄书》中还可看出林则徐节俭的家风。他在书信中谆谆教诲儿子说:“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林则徐的父亲虽为私塾教师,但是林则徐姊妹八人,家庭人口众多,全家一日三餐常常难以为继,林母经常瞒着丈夫,偷偷地帮助有钱人做些针线活,弥补生计。林则徐每天到私塾上学之前,都会先把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再到店铺收钱交给母亲。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所以他用韩愈的话,教育儿子要辛勤节俭,不要迷惑心智,忘记了当初的贫穷和艰苦,而形成奢侈放荡的不良风气。

  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径西安,与妻子依依惜别时,曾吟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互相勉励。他在50岁时,还曾手书“十无益”的格言,悬于家中,作为林家的家训。“十无益”即“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这既是林则徐自己的行为标准,也是他教育子孙的原则。他曾写过一幅有名的对联告诫后代:“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一生不仅个人为官清廉,而且对家人要求极严,家教严谨,家风悠远,这在封建士大夫中的确是难能可贵,实现了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思想境界。

  【文脉】

  黑白之间,刻在石头上的“南京史”

  碑刻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物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前,一部汇聚133件南京历代最具代表性碑刻拓片的《金陵碑刻精华》(西泠印社)首发。从汉代到清末,一张张散发着历史沧桑气息的碑刻拓片,经过权威学者的解读,连缀起一部古都南京的绵延文化史。

  凝固的历史,流动的文化

  碑刻是古代碑、碣、墓志、摩崖、石经等文字石刻的统称。“碑刻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评价一个城市历史地位及贡献的重要依据之一。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反映出某个城市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水平。”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夏维中教授如此描述碑刻拓片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碑刻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流动的文化。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拥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历史。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的“校官之碑”开始,南京历代碑刻已成为金陵文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在夏维中等学者看来,南京碑刻资源虽然丰富,有案可查的碑刻达500多件,但相关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却长期滞后。和很多历史古城相比,南京缺乏一座收藏、展示碑刻的专业性博物馆。而反观江苏省内,苏州、无锡、镇江、宜兴等城市都已建成碑刻博物馆。

  2012年开始,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开办西善桥历史文化博物馆,这是南京首个街道级博物馆。近年来,随着该馆提档升级,相关部门决定将在该馆基础上筹建金陵碑刻博物馆,馆址选定在岱山24#地块。这里文脉悠远深厚,历史资源丰富,南京博物院唯一入选“国家宝藏”的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紫砂提梁壶均出土于西善桥地区。

  预计于2022年开放的金陵碑刻博物馆将成为南京首家碑刻博物馆。配合该馆的建设,南京古都学会会长杨新华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编纂了《金陵碑刻精华》,作为该馆推介南京碑刻文化的配套用书。

  江苏最早的古碑,这段碑文要修正

  “这133通碑刻拓片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记录了从汉代到清末,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民俗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杨新华介绍,他们并没有简单将碑刻拓片收纳于书中,而是结合文献史料,对碑刻重新进行释读,从而发现了以往学者的一些错误,修正了对南京碑刻的认知。

  年代久远,碑文漫漶,拓本流传中难免出现认错字、缺失字、后加字、磨碑重刻、翻刻、伪刻等现象。公元181年立于今南京市高淳区的汉代“校官之碑”是南京乃至整个江苏现存最古老的碑刻,目前藏于南京博物院。南宋时期,金石名家洪适对此碑进行解释,此释文在元代被人刊刻于石。此次释读,学者们根据“校官之碑”原拓本影印件,再结合元代刊刻的“汉校官碑释文”拓本,发现洪适所释的“獄無吁嗟之冤,壄無叩匈之结”后半句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壄”后应是“褱”字、“叩匈”应为“卬匄”。“壄”又作“野”,“褱”通“怀”,“卬匄”通“仰丐”,正确的读法应是“狱无吁嗟之冤,野怀仰丐之结”。

  位于栖霞区的“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是南朝著名碑刻,被梁启超赞誉为“南派代表,当推此碑”。历经千年风霜,“萧憺碑”残损严重,很多字模糊不清甚至缺失。杨新华研究团队依据碑文精拓本,并参考了清代学者陆增祥所著《八琼室待访金石录》和民国学者朱希祖所著的《六朝陵墓考察报告》,将陆增祥、朱希祖没有认全的一些词组,如“胙宇南服”等做了完善。

  最初立于溧水区的“仙坛山铭”碑是南京地区极为少见的唐代碑刻,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碑末尾被后世无聊者加刻十个字,铭文因此变得生涩难懂,给金石学者释读增添了麻烦。此次重读,学者们将这十个多出来的字一一剔除,四字一句的铭文立刻变得流畅压韵,碑文原貌得以恢复。

  保存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的“封启圣王碑”“封颜、曾、思、孟四氏碑”是元文宗褒封孔子父母及孔子妻子、弟子的制书碑,碑文有一定的残损缺失。学者们查询文献,在明代吕兆祥所著的《宗圣志》里找到了完整碑文,对两碑残缺文字进行了补充。此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浡泥国恭顺王神道碑”“定山庄先生墓碑铭”“遯园记碑”“李杰神道碑”等著名碑刻的内容,在此次整理中也得到了修正和补充。

  这几块明代古碑,竟然有标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对于南京碑刻的固有认知也在《金陵碑刻精华》的编纂过程中得到改正。

  存于雨花台风景区的“宋忠臣庐陵杨忠襄公剖心处”碑,曾被南京文博界认为刻制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杨新华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此碑其实是一通南宋碑刻,中间文字为南宋时镌刻,两边隶书题记则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加。

  存于浦口区定山寺的“达摩画像碑”也颇为有趣,此碑落款显示刻于明弘治四年。但学者们在释读时,竟在碑额和碑身右上方隐约看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等字的笔画。经过考证,专家们认为,此碑最初是一通元代圣旨碑,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被后人磨平,刻上达摩画像。

  很多人都知道,位于玄武区板仓街的明开国功臣徐达墓神道碑很特殊,碑文中标有句读(古代的标点符号)。此次整理拓片,专家们在保存于雨花西路的明代正德十一年“宋朝用墓碑”“宋晟行状碑”上也发现了句读,从而改变了“南京古碑仅有‘徐达神道碑’有句读”的说法。

  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叶南客认为,《金陵碑刻精华》是一把揭开南京城市文化密码的金钥匙,一部了解、认识并读懂南京文化的浓缩集。杨新华说,就学术研究而言,碑刻与档案是两大重要的史料来源。通过辨认碑文,一些重要的南京历史信息在《金陵碑刻精华》中得到披露。

  杨新华列举出发现于南京的南唐“姚承钧墓志”。姚承钧的曾祖父姚制是南通城的最早开发者,其家族数代盘踞南通,地位显赫。姚承钧后被调至江宁(南京),并葬于这里。在史书中,姚承钧的资料几乎空白,但墓志却清晰显示,姚承钧与杨吴权臣徐温家族有姻亲关系,他本人在南唐朝廷中做到了检校尚书。

  此外,东晋隆安二年的“王洵墓志”记述太原王氏在江南的繁衍情况;首次公布的唐代“钱华墓志”“朱媛墓志”提到南京当时分属临沂县、润州上元县的史实;明代“张仕琦墓志”记载了张仕琦祖父张寿观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是南京发现的首位下西洋的医生……这些珍贵的碑刻拓片,对于今天的学者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百家】

  夜市文化,何以关乎城市底蕴

  文 | 陆远

  相比起遏制疫情的歼灭战,经济复苏将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攻坚战。允许摆摊设点,不仅是对疫情影响的应对,是对“民生多艰”的体察,也应当成为城市治理意识和治理手段更新的开始。

  近日在新闻里看到,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要求,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最先打开这扇窗口的是成都市。从3月15日开始,成都出台规定,允许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两个月下来,共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效果很明显:两个月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成都一个火锅店老板娘说,就是因为政府允许他们露天经营,小店的生意不仅开始复苏,甚至有望超过去年。

  自古以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虽然常为“上流社会”所不齿,却从来都是一个城市繁荣、活力的象征与包容性最好的体现。试想那幅《清明上河图》,如果少了那些“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会失去多少鲜活的光彩?进入20世纪,小摊小贩仍旧是城市文化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传统相声里的《叫卖图》,绘声绘色模拟老北京菜贩一口气吆喝十几种蔬菜,酣畅淋漓,甚至产生了“北方传统叫卖”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周海婴先生少年时代拍摄的那张经典照片《弄堂里的小贩》,展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乐观,给人无尽的希望。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摊小贩依然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无可替代的便利:上班时,在小区门口买套煎饼果子加袋豆浆,晚上回家,路灯下喝一碗柴火馄饨,夏天散步回来拎个西瓜,冬天家门口炸一袋炒米,还有那些针头线脑、笤帚簸箕之类的小东西,都是市井烟火气之所在。

  流动摊贩的“集大成者”就是夜市。二三十年前,大城市总有一两条闻名遐迩的“夜市一条街”。今天,三十五岁往上的南京人,应该都记得1991年南京首开湖南路夜市时的盛况,那个时候的南京“小杆子”,带着“潘西”去湖南路夜市吃小吃、压马路,是一件特别时髦的事。再后来,有了丹凤街夜市、迈皋桥夜市,附近下岗工人花几万块钱,进点货、租个摊位,热闹了一条街。当然,小摊小贩和夜市经营,更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便民,而是解决大量底层百姓的生计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早晨的早点摊越来越少,晚上的馄饨车近乎绝迹,每个城市热闹的夜市,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城市一下子安静了,也冷清了。应该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对“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城市面貌的干净整洁、整齐划一”这个表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城市建设都是一个模式:一方面不许占道经营、打击流动商贩,另一方面强制统一店面招牌,积极种花种树,因为这样看上去很“文明”。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一个城市最主要的城市面貌,体现在这个城市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尺度,在于它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确实给城市安全、卫生带来隐患,而这恰恰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面对潜在的问题,简单的“一刀切”,看上去清爽利落,却不过是懒政而已。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商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提升管理、监督水平,让流动商贩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服务,才是一个文明城市的治理者该做的事。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该读一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和城市治理理念影响最大著作之一。作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它对当时美国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其作者简·雅各布斯(1916-2006)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安全或不安全?什么构成街区,它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雅各布斯加深了对城市复杂性和城市发展的理解,也为评估城市的活力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纽约客》杂志评论说,很难找到第二个跟简·雅各布斯有同样影响力的城市学家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是少数具有真正原创性的城市规划师,她“有点疯狂甚至有些古怪的洞见”已经数次并且在多方面得到了证实。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雅各布斯不属于她所搅动的任何一方:她不是城市规划者,也不是经济学家,她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过两年。跟当时著名的现代城市规划师芒福德正好相反,雅各布斯力挺城市的“混乱化”。在她看来,一个好的(也就是“文明的”)城市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她喜欢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这样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空间感的乐趣,这些街道又是保护包括孩子在内的各类市民安全的“眼睛”。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才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的。

  固然,中外国情不同,城市发展有异,城市治理如何改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是中西同理的,那就是让“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回到关注的焦点上来,让“人”成为城市的主体和衡量文明的尺度。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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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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