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月落荒寺》。这部小说是当代作家格非的新作，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细密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
作家格非新作《月落荒寺》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内涵，及其鲜明的时代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有深刻的领悟和准确的把握。在《月落荒寺》入选“新华书房”2020年第一季度10本好书之际，新华云书房连线张光芒教授，请他对蕴含于该书中的幽微人性，以及所描绘的当下社会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进行了专业的解读与评析。
采访嘉宾：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栖霞区文联副主席
崇高理想，遭遇“时代性”消解
新华云书房：张教授，您好。《月落荒寺》围绕主人公林宜生，讲述了中产知识分子群体的交友圈子及其庸常生活。您认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与价值认同矛盾，《月落荒寺》的表达有何特色？
张光芒：很多论者认为格非这部最新长篇力作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与价值认同矛盾”。当人们强调这一主题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充分关注到这部小说新的写作特质，而且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在我看来，林宜生虽然像很多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描写的那样，在身份上似乎仍然可视为比较典型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但在这部作品中，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位有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多地呈显出的是符号化的和身份化的标签功能。
人们习惯从个体与环境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方面来分析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及其典型意义。但在《月落荒寺》中，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的发生形式及其内在逻辑有了新的审美变化。从个体与环境的矛盾来看，林宜生等人身上凝结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林宜生们并没有经历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本来就属于边缘本身；另一方面，他们本来也没有“中心化”的企图。妻子出轨，儿子叛逆，结婚离婚，为情所困，这些都是当代中产阶级“存在”意义上的本相。我们不能单向地说是环境给主人公造成如何尴尬的处境，其实主人公本身也是这种尴尬“存在”的来源，是小说所展现出的新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看，林宜生也并未产生过多少与“骨感”现实相冲突的“丰满”理想。只是为了躲避母亲的唠叨，他博士毕业后不顾导师的苦苦慰留，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赶上复兴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他如鱼得水，奔波全国各地讲课，仅此一项，年收入即高达百万。这与很多中产、白领牺牲健康与人伦之乐以换取高收入的行为几无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不但没有撞击他的理想，反倒成全了他，因此价值认同的矛盾也不再那么明显。
在格非以前的《隐身衣》和“江南三部曲”中，知识分子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体性呵护的要求，但月落荒寺之后，只留下一片茫茫。《月落荒寺》提醒我们，过去分析知识分子的角度和方法，其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崇高不是被消解的，而是自我消解的。理想在诞生之前就常常已经胎死腹中。
新华云书房：《月落荒寺》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社会的故事，却通篇营造出的梦幻迷乱的场景、来去缥缈的人物、怪诞的行事和表达，您认为作者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张光芒：“抒情”“诗意”“纯洁”“真实”，这些农业文明、手工时代追求的审美情调与人格构造幻梦，在复制拼贴盛行、荒诞真实接轨、资本艺术联姻的当下早已春去了无痕。作为抒情精神的艺术载体，古典诗歌、音乐、艺术电影等曾经用以抵达生命最高自由的审美情怀和超越理想，慰藉着人们的灵魂。如今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汹涌澎湃，都市文化硬性结构迅疾蔓延，诗意话语传统、伦理人文体系、乡村宗法体制正在遭遇解构。
在现代化车轮硝烟滚滚、一往无前的奔突号鸣中，欣欣向荣的成功神话与主体异化、物化及理性精神的破灭构成强烈的对比，朗润、纯洁、典雅的审美情致及其弘扬的心理结构框架、身份认同节点，在形形色色的欲望图像、心灵鸡汤、信息知识的纷至沓来中呈现出一地鸡毛的碎裂感。这种碎裂和荒诞的感受推动了反讽、戏谑、狂欢、戏说等手法的流行。在现实与荒诞之间，现代小说建构了一种新的叙事张力和神秘氛围。
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格非既有强大的审美叙事能力，又是独树一帜、后劲十足的思想型、探索型作家。以精致舒雅的语言、巧妙复调的结构、从容又迷离的节奏建构起意象丰盈、思想内涵多元的审美意蕴，这是格非小说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内隐的先锋气质、探索性审美追求、精神分析学的视角，使得作家对个体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生存状态进行摹写时，不单写其精神奴役的创伤，更写其精神与现实冲突之下的迷茫、慌张乃至荒凉，揭示平淡细节背后命定无常的暗潮汹涌。这一点在《月落荒寺》中表现得更为深邃圆融，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轨迹，实际上却是命运之手和时代风云交际的一个个暗藏杀机的节点，其编码稍一变动，就会面目全非。生活与戏剧、真实与谬误、现实与荒诞，也绝非泾渭分明，所谓真作假时真亦假，真实与魔幻只不过角度、光影、时空异同造成的不同感受。
马尔克斯在谈到《百年孤独》时，认为没有什么魔幻，他只是书写了拉美的现实，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魔幻式的。无独有偶，在格非的文学世界中，人们对消费背景下的种种荒诞也早已经熟视无睹。无论沉迷、挣扎或者陷落，任何人、任何事物都难以摆脱资本的控制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罗，音乐、情感、茶艺、宗教，它们的超越性正在一一遭到解构。而楚云的行为看似神奇，她却不伪饰、不自弃、不背叛，不受观念、概念的束缚，拥有最真切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最为了解自己生存的基本状态。格非娴熟地运用互文、意象、复调等叙事手法和策略的“精神分析”型命运叙事，引领读者生发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关于人的精神、人的存在的追问与反思。
似“梦”还真，契合复杂人性
新华云书房：作者格非曾表示，《月落荒寺》中“安排了很多埋伏，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大家慢慢读”。在您看来，《月落荒寺》是如何通过精细的谋篇布局来展开主旨意象、表达思想感情的？
张光芒：《月落荒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格非小说追求意象串连、情感流动、内在象征的结构艺术。它不追求表层结构的完整与明晰，而强调多元叙事与复杂生活之间的契合。从表层结构看，《月落荒寺》并没有一条很系统的主线，也不存在一个很完整的戏剧冲突。但仔细阅读体会，我们会发现，小说叙述精细地建构起了存在本身完整的内在逻辑。叙述者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打破生活表象推演的顺序，正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来龙去脉。
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每当他想弄清楚这个四月的午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眼前首先或最后出现的，始终是她在窗口的凄然一笑。”表面看来，这般描写带有一定的神秘性，甚至让人难以捉摸，但这其实非常符合林宜生与楚云各自的性格逻辑，也契合他们二人关系的发展过程。那天林宜生出门前服用了抗忧郁的药，楚云起身打了一个电话，再加林宜生午后的情意迷离，不免让人感到一种真实与梦幻的错乱。《月落荒寺》中，许多这样的小小细节在不经意间就勾连起前因与后果，充满着美学上的微言大义。
新华云书房：格非曾表示，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再到《隐身衣》《月落荒寺》，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持续的思考，当然也有一些区别”。请您谈谈这些“连续”和“区别”，以及其中蕴含的意蕴。
张光芒：就其主题和艺术风貌而言，以先锋气质和传统人文情怀的多元融合书写历史风云变换中的知识分子的新知旧梦，将精神分析的触觉突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查人的精神内在肌理的脉动，记录每个尘埃性个体在历史风云变换的冲击下纠结迷茫的心路历程及其缠绵凛冽、断裂又悠长的回忆，并在此基础上反照、思考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格非创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与《望春风》，格非小说的确对百年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着“持续的思考”。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被赋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品格，更多呈现为谭端午（《春尽江南》）那般困顿、虚弱、无奈的状态。而《月落荒寺》则更将这种思考推进到当下，描写以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老师林宜生为中心的都市文人的日常交往。小说撕开艺术策展商、沉迷书法、茶道、佛经的官员、“骨灰级”古典音乐发烧友、杂志总编兼乐评等人生活想象的保鲜膜，打破了资本神话光鲜亮丽、雍容典雅的滤镜。其对乡土书写的有意游离、对都市中产文人圈生态情态的揭示、对艺术审美纯粹性的坚守、对个体精神种种虚无状态的探照和解密，相较前作，也进一步深化了小说文体思想意蕴、艺术追求的厚度、广度、深度与高度。
“生”本荒凉，需重视精神心灵
张光芒：生年不满百，长怀白日梦，更兼千岁忧。梦中何求，何以解忧？文本透出这样的讯息：生本荒凉，生的最终意义不是占有、获得、充满，而是感受并且确认自我的存在，反驳符号化、同质化、概念化的生活模式与幻影，对抗无视与遗忘。这也许正是“月落荒寺”这一书名的密码：“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于荒凉之处见月光，这是照耀荒寺的月光，也是纯粹，是不可强求、转瞬寂灭的人伦亲情和“楚云易散，覆水难收”、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的爱的悲欣。
德彪西《月光》奏响时，一轮明月越过寺院的废殿，升至四合院的屋脊之上：“不论是坐在前排的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还是散席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爱乐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个旋律中，恍如梦寐。不论这些人是有着精深音乐素养的专业人士，还是附庸风雅之辈，不论他们平日里是踌躇满志、左右逢源，还是挣扎在耻辱、失败和无望的泥潭中艰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着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静默不语，若有所思。”这是反讽之后同情的理解，也是对纯粹、艺术、自由的祭奠与招魂。
新华云书房：谈及《月落荒寺》的创作，格非曾说：“今天的小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个方面是科学以及数学或者说大数据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使得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分析、可以被解释的。第二个非常大的压力是来自于新闻，这使得小说越来越像新闻……”
从这一层面来说，《月落荒寺》寄托着格非“让小说回到神秘”的愿望。作为当代小说的专业研究者，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
张光芒：作为叙事文体，小说的精神源头是神话、寓言、野史，且史传与早期小说的相互混融也是不可否认的。对生活的想象、猜测性阐释和对人的精神心灵图景的摹写，构成现代小说的独特魅力，格非无疑是这种叙事魅力最有力的彰显者之一。当前创作的一些倾向的确值得令人反思。比如不必要地以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的堆积展览填充叙事，将文学当作展示知识考古学、智性审美趣味的舞台。而新闻因素的强行加入也成为一种新的冲击外力，越来越多作家创作的灵感来自新闻报道，比如背着老乡尸体千里返乡、灾害瞒报、拐卖妇女、矿井谋杀等社会热点新闻便是《高兴》《带灯》《极花》《神木》等小说创作的重要叙述动源。并且，这种新闻创作手法还进一步渗透影响了小说叙事的结构、节奏等。我认为，格非“让小说回到神秘”的努力非常有针对性，这种文体自觉意识，缓解了文学审美自足被解构的焦虑。但这种神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混乱、无意义和无逻辑，而是回到生活的碎片化和流动性，回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存在的多元性。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美学的神秘抵达存在的神秘，也而揭示更多的昆德拉所说的那些“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
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