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学文学院迎来了一场重磅讲座。之所以重磅，不仅因为这是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的一项分会场活动，更在于讲座嘉宾的阵容“豪华”——39岁就发表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围绕“文学的生命与未来”展开了对谈。对这样的“名场面”，南大学生自然不肯错过，讲座现场堪称“人从众”，来晚的学生只能站在门口聆听讲座。

　　讲座由江苏省作家协会等主办，《钟山》杂志等承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共青团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等协办。

　　张光芒对阿来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阿来是一位“杰出的当代作家”，作品题材广泛驳杂，在历史、文化、哲学、社会、民俗、自然等方面均有涉猎。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到最新汶川地震题材长篇近作《云中记》，在阿来20年来的创作轨迹中，张光芒读出了某种“转型”的努力：《尘埃落定》以四川阿坝地区的历史变迁为经，以民族文化冲突为纬，以人性的递嬗为主线，展现藏族土司制度的衰落；《云中记》则试图借祭师阿巴的故事，唤起人们在经历灾难后，对自身价值、责任的思索和再确认。两部作品的思想、题材差异清晰可见。那么，阿来认同“转型”之说吗？

　　阿来笑着说，“转型”是一个很严肃的词语，但随着阅历、阅读量的增加，个人思考的领域确实在发生变化，譬如《云中记》，正是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某种回应。阿来认为，我们不光生活在人群中，我们还拥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那就是大自然。中国古人曾经和大自然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诗经》《离骚》、唐诗宋词中随处可见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我们还有融情于景、托物言志的优秀传统，将自身的喜怒哀乐、理想情怀寄托在自然之中，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经典例子，“只可惜，这样的文学传统在叙事文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继承。四大名著固然精彩，但主要关注的是权力、江湖、人与人关系的纠缠，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文学，如梭罗《瓦尔登湖》、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会发现，后者的视角已经从人，拓展到了大自然和生态问题。”

　　阿来坦言，自己的写作如今所呈现的面貌，正和对这种“缺失”的追问有关，这对今天的中国文学尤为重要：“放眼当下，我们的那些只写‘人’的小说，是否把人和人的关系写得越来越暗黑，越来越压抑，让人看不到一丝光明？那么大自然可以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把自然引入文学，书写自然和人的互动，将打开人的情感、审美的丰富向度。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人沉浸于自然时的物我两忘是多么心甜意洽！”

　　因此，在阿来的《蘑菇圈》《三只虫草》《云中记》中，大自然既是故事展开的重要背景，也是参与叙事的重要元素。自然在这里不是科学家眼中的纯客体，而是和人的情感、理想结合在一起。

　　张光芒于是谈起了11月10日，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主题论坛上，阿来对议题“稳定与变化”发表的观点。稳定与变化，或者说恒与变，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文学史向前推进的内生动力。当其余嘉宾纷纷标举“新”，呼吁文学的先锋、创造、变化时，阿来主张审慎地看待“变”：

　　“解构性的嘲弄与颠覆、文化多元论总是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文学家们总是将解构作为顺手工具，读者也在这种破坏中得到快感，这固然为驱逐文学中的陈词滥调、空洞虚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某种严重的后果：当今天我们想再往前行时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我们失去了说是的能力以及建构的能力。特别是，一如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警示的，我们是否在以多元文化为堂皇的借口和‘掩饰平庸的伪装’，否定了文学的永恒价值，如‘伟大的心灵，伟大的思想’，我们须警惕披着新的外衣，内里却是旧的，甚至散发着萎靡颓败的气息。”

　　张光芒认为，阿来不是强调不变，而是强调不变背后的作家建构的能力，建构一种独特的、有益的、符合人文价值立场的思想体系。正如《云中记》中阿来展开的思索：“除了悲伤、哭泣，生命的逝去还有更正面的意义吗？”阿来说，“当然有。生命的逝去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重新考虑自己生命的价值。地震发生后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提笔写有关这场灾难的文字，那它也应当具有莫扎特《安魂曲》那样的力量——在灾难、死亡面前礼赞生命，让生命更美丽更有尊严。”

　　小说中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始终散发着诗意的光辉，不仅唤起了小说中人物对生命的敬畏，也为他们审视自身的生命提供了更宽阔的维度。阿来坦言希望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和信念。“在这背后我试图呼唤的是一种‘普遍立场’，是从一己的遭遇上升到对人类普遍处境的关怀。”阿来说。这也正是这场讲座的主题——“文学的生命与未来”之所在。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