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女性终身不婚可能性增加”……近日，有关女性婚育的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讨论。专家表示，当生育意愿走低，女性关注的“母职惩罚”说法值得反思，对于提高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比一味延长产假更重要。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发生逆转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透露了有关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一组数据：“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此外，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杨金瑞还介绍，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有数据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影响整个生育意愿，乃至最终的生育行为。实际上根据调查，男女生育意愿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
陆杰华说，随着时间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都在下降。可以说，总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了逆转，也就是意愿高于行为，“比如，有人意愿生育2个，但实际生育却远低于这一数字”。
生育意愿走低，“母职惩罚”值得反思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成果显示，中国人口总量增速有所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为何中国家庭的生活质量上去了，生育意愿却下来了？
在陆杰华看来，这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从经济上，人们认为生育的成本，包括养育教育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意愿变成行为，而在文化观念上，今天很多80后、90后生育主体，并不认为非要靠孩子提供养老。”
而对于不少网友提到的女性生育困境，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就业方面，很多人在研究中，把女性的生育和养育等相关角色带来的负面效应叫做‘母职惩罚’，这很形象地说明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比如女性在就业、晋升等方面遭遇的隐性歧视等。”陆杰华说，“母职惩罚”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一直存在。
促进性别平等比延长产假更重要
关于生育与女性就业的关系，去年11月，多地出台延长生育假30至90天的政策就曾引起社会关注，有女性求职者直言担忧：“以后入职估计更难了。”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庄亚儿曾就此对中新网表示，产假太长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或许无法承受，反过来会对女性就业进行限制。
“传统观点认为，生育的主体是女性，但如今社会发生变化，生育建设已不仅是女性的事情。”陆杰华也表示，生育问题和性别平等、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促进性别上的平等比一味延长产假、育儿假等更加重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旻则提出，目前，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明确规定“应当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在省级条例中，一些地区也提出“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等措施，直面女性在生养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境，为女性劳动权益的落地提供了保障。
生育不一定要与婚姻捆绑？
专家：鼓励未婚生育有文化差距
如何提升生育率？陆杰华提出，首先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进一步释放促进生育的政策红利，他建议应构建跨部门的应对低生育率的决策机制。
从社会服务层面，陆杰华还表示，要加大托育和托幼服务建设。“很多人不生孩子，其实是养育负担比较重，特别是0～3岁的孩子，社会化的托幼服务是缺失的。怎样提供一个安全有保障，价格合理、便捷的托幼服务，对生育率的回升很重要。”
在观念层面，则要适当引导年轻人。“过去强调少生，但现在少子化、老龄化来了，要适度改变婚育恋爱的观念，而这或许要用很长的时间。”
对于不少网友提出的“支持未婚生育”说法，陆杰华认为，未婚生育等问题涉及生育包容性，短期看，提倡这一点和中国文化还有一定差距。“在欧洲，不少国家未婚生育的比例已超过50％，但在日本和韩国，其非婚生育比例是非常低的，对促进生育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小的。”
陆杰华认为，生育和婚姻是否要捆绑，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才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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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终生不婚”的短文何以读者数亿
上周五（1月2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谈”专栏原创的一篇算上标题和作者姓名也只有375个字的小短文，在“光明微评”上竟有（至今天——23日上午止）数亿人次的阅读量！在一些开放了评论的转载网站上，此文文后跟贴众多，讨论热烈。
这篇题为《“女性终生不婚可能性上升”须思成因》的“光明谈”，针对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官员在20日所说有关“90后”“00后”婚育主体的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增加女性终身不婚可能性，抑制了生育水平的话题，指出应该注意“婚育推迟”这个看似“不分男女都要遇到的问题”，其实意味着“女性是首当其冲的承重者”的现实。
最近两年，有关人口统计的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早两年，围绕“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之点”是否已在中国出现而兴起的讨论，其实质也是人口可持续再生产的问题。人们关注此话题，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与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是否结束相关。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短短40年时间内的迅速腾飞，其最重要的客观“比较优势”之一，就是中国庞大人口基数所产生的“人口红利”。这个“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人口红利”的失色，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重要角色的廉价劳动力的退场。这个重要角色的退出，绝非简单的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现象，而是对整个经济的巨大挑战，因此倒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并将重置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势。
当然，“刘易斯拐点”只是观照人口问题的一个角度而已。人口可持续再生产，是几乎所有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线前后都会遇到的问题。人口可持续再生产，是国家层面的宏观问题，但却可分解为国民个体的婚育问题，其“产量”是国民个体婚育状况的集合。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区和社群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环境。从早期“逐出族群”的惩罚意味着死刑，到现代离群索居代表着个性，人类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提供了人类个体独自生存的可能性。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也为人们生理、心理和情感需要提供了不同的满足方式，使人们在婚育时间、方式乃至婚育与否等选择上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
选择即比较。在婚育时间与婚育与否的问题上，人们肯定要在早与晚、婚育与单过所可能导致的各种情形中进行比较。再具体到男性或女性，环境给定的或现实示范的个案，都是未婚育者在个体决策时的重要依据。这也就是说，与其说人们在关注上述短文，还不如说人们是在关心自己——家庭的或子女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