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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特刊导读 | 穿越百年时空的青春对话、我读红色经典、革命文物致青春
2021/05/04 10:21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五四特刊

  【恰同学少年,穿越百年时空的青春对话】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常州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7岁那年,瞿秋白从“觅渡桥”出发去寻觅救国救民的渡口。20岁参加五四运动,23岁入党,24岁担任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八七会议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受命于危难,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拒绝劝降出卖信仰和灵魂,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他一路高唱《国际歌》《红军之歌》走向刑场,留下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开枪吧!”盘膝而坐,慷慨就义。

  瞿秋白原声:“坚持真理的人是伟大的。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有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观察社会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

  对话人:陈云,33岁(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团委书记)

  瞿秋白,是一百年前的“95后”。作为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基层团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五四运动102周年的节点,和瞿秋白的百年隔空对话,是给我最好的五四青年节礼物。

  瞿秋白的一生,可歌可泣,色彩斑斓,曲折悲壮。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我对瞿秋白的认识,我想是“清”,问“瞿”哪得清如许。

  瞿秋白是清癯之人。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而忧郁的微笑。瞿秋白是清贫之人。他对生活丝毫不讲究,“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瞿秋白是清醒之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和光辉的思想。瞿秋白是清白之人。他曾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对于死亡,秋白早就置之度外了。1935年6月18日,他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作为100年后的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前行动力,走好“长征路”,跑好“接力赛”,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作出贡献。

  恽代英(1895—1931),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领袖。年少时即立志救国救民,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恽代英创作《狱中诗》充满慷慨赴死的革命豪情:“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50年,周恩来对恽代英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原声:“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对话人:吕图,90后(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党政办科员、玉龙社区副书记)

  恽代英烈士,工作、生活在您的家乡常州,每次聆听您不朽的革命生涯时,我都强烈地感受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我想真诚地感谢您,感谢您对新思想的传播,让马克思主义能够影响更多人;感谢您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感召、带动了更多的革命先烈,也让今天的中国青年仍然被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深深震撼。难忘您铿锵有力的话语:“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为将来的人创造美满生活的战士,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痛苦伤心。”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镌刻在我心里:也许在一代人的手上,理想并不会实现,但通过代代人的努力奋斗,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多想穿越时空告诉您: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基层工作,我也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发展,给予了人民群众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这一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不正是你们对于理想中国的期盼和想象吗?

  恽代英烈士,您常说,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刚烈。沧海桑田一百年,我与您同为祖国的青年,愿以您为榜样,继续党的事业,把青春献给基层,竭尽全力为人民谋福祉,为祖国谋发展!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春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张太雷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曾任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12月11日领导广州起义,次日,遭敌袭击时牺牲,时年29岁。

  张太雷原声:我们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你也可享真正幸福,母亲与孩子也享真正幸福。但现时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所以你我不必忧虑。大家该在这时期中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何等快乐的事呵……——张太雷家书

  对话人:覃天添 28岁(乙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

  通过锡剧《烛光在前》,我又一次走近张太雷,深刻触碰到他的内心世界。

  张太雷,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是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更是陆静华的丈夫,是张细屏、张西蕾、张一阳的父亲。在锡剧《烛光在前》的开场,他已经离开,他的名姓也被妻子隐藏了十年,只余一封他的亲笔书信。然而这封手书却有跨越时间、穿过生死的能量,将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仰袒露在至亲至爱的人面前:那是奋发的青年,远赴海外,奔走四方,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

  看到父亲的亲笔信,受到父亲伟大无私革命精神的感召,张西蕾、张一阳踏上了和张太雷一样的革命道路。舞台上儿女的坚定无畏,让我好似看到上海慕尔鸣路洋房里的地下工作、看到广州起义的壮烈英勇,看到那属于张太雷的远行和牺牲。

  今天的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为什么明知道路艰险甚至需要牺牲生命也毫不退缩?张太雷回应,他所坚持的事业,“便是要让天下再无饥饿的孩子、再无辍学的少年、再无绝望的母亲……”一如他对家人幸福的期待,这位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家,用生命去寻求着属于全民族的幸福未来。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就结识了毛泽东,两个年轻人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考入北京大学后,邓中夏以李大钊、陈独秀为老师,投身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此后,邓中夏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先后有二十几万工人在他的指挥下行动。1933年5月,邓中夏不幸在上海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获知了邓中夏的身份,将他转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1933年9月21日,铁骨铮铮的邓中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邓中夏原声: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么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后狱中所写

  对话人:胡媛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党支部书记)

  邓中夏同志,第一眼看到您说的话,我心中百感交集。脑海中浮现的,是您面对敌寇从容赴死的慷慨画面。什么样的死是重于泰山?什么样的死又是轻于鸿毛?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在我心中,您的牺牲一定比泰山更重。您不仅是为四万万被困苦折磨、被硝烟摧残的中国人民而死,同样也是为今天过上美好安定生活的十四亿中国人民而死!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从您身上,我感受到了那个时期像您一样的先烈,为了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挺身而出,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精神,而这些精神与信念,与如今的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褪色,反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在此,我想对您说一声,如今的中国,已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罗登贤(1905—1933),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自幼父母双亡,由在香港做工的姐姐抚养,20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先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等职,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仅24岁。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但他宁死不屈,8月29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28岁。

  东北工作期间,罗登贤与夫人在哈尔滨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他们忍痛将3个月大的孩子送到香港的姐姐家抚养,这一去竟是罗登贤与儿子的永别。而罗伟飞再次见到母亲,则是在1949年北京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候。

  罗登贤原声: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在雨花台刑场就义时对狱官所说

  对话人:周浩,33岁(医学硕士,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你好,罗登贤先烈,有幸在时隔88年后,在您牺牲的地方,以听讲座的形式与您相识;更有幸以这样的形式与您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每个少年的梦想里都会有一段写给自己的诗篇,也会有一个充满憧憬的远方。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您的20岁,已经在领导罢工、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初显峥嵘;得益于先辈的牺牲和奋斗,长在红旗下的我,20岁也正好踏上梦想的征途,坐上去往东北的火车,开启自己的医学之路;22岁那年在党组织的感召下,我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您27岁时喜得麟儿,却因抗击日寇、复我中华的需要而忍痛骨肉分离;和平年代,27岁的我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带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信念,开始了一名医生的职业生涯。

  您在就义前曾豪言“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现在我们解放了、发展了,后来的人替您把责任了了;而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梦拾薪加火,也正拥抱未来为我们祖国的伟大复兴添砖加。愿这盛世如您所愿,愿我中华早日腾飞!

  陈延年(1898年—1927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6月,他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4·12”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热播剧《觉醒年代》里,一个不卑不亢、乐观向上、胸怀凌云壮志的陈延年成为无数观众的精神偶像。

  陈乔年(1902年—1928年),陈独秀次子。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回国,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陈乔年被捕。《觉醒年代》中,陈乔年戴着厚重的手铐脚铐踱向刑场时,镜头特写给了他的脚部:斑斑血污遍布腿脚,他赤着脚,沉重地踏过血水与泥水,缤纷花朵飘落其上,宛若其怒放的青春;继而镜头上移,他面部累累伤痕,双眼依旧迸射出坚毅与仇恨的光芒……6月6日,陈乔年英勇就义,年仅26岁。

  烈士原声: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人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延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1928年陈乔年牺牲前夕

  对话人:熊成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延年兄、乔年兄:

  你们好!我是一名学生,今年25岁。你们牺牲时,只比我大一点。

  青春是多么宝贵。我们走在街上,谁不为少男少女展现出的蓬勃生命所惊叹呢?生命是多么宝贵,有多少人,在医院里苦苦哀求医生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时候,你们刚留学归来,中西文化、前沿思想,广为涉猎,可谓“恰同学少年”。然而,就是在人生的黄金岁月,你们没有眷恋青春与生命。你们选择牺牲自己,换取与过去不同的未来世界。

  究竟是什么,让你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启发了你们?是对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的深切同情鞭策着你们?是对人人平等再无压迫的未来世界的向往鼓舞了你们?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期待支撑了你们?

  今天的中国,像我这样出身普通的学生,也可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当你们在上海的码头装卸货物时,在法国的学校里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忍受刑具的折磨时,或许你们都想象过今天的场景,想象着要为中国的孩子,创造一个有饭吃有书读有家可归的社会。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这一百年中,一代代中国青年、一批批共产党人始终挂念着你们,铭记着你们。他们学习你们学习的理论,高举你们高举的旗帜,以你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为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以你们的民族复兴使命为自己的民族复兴使命。延年兄、乔年兄,你们可安心,亦可放心!

  许包野,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冠陇乡,1900年5月出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1920年,许包野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攻读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工作。

  1931年许包野回国后,先后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因叛徒出卖,许包野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牺牲时年仅35岁。长达半个世纪后,他的妻子才知道丈夫已长眠雨花台,半个世纪的等待令无数人动容。

  许包野原声:你我失去一人之生命,或许可以将新中国的诞生提前一个小时;万千同仁牺牲生命,则理想之国近在咫尺。

  对话人:尹君,80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教授)

  学以致用,学以报国,是我从许包野烈士事迹中得到的坚定启示。

  为了救国,他追寻新知、远赴重洋。作为一名学业有成的博士,又毅然归来,传播真理。他牺牲在35岁,却用信仰,拓宽了生命的广度。

  “为什么外国人能造出许多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造不出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许包野回答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落后。如今,我们幸运地看到,一个富强昌盛的祖国,给予我们这些青年人以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

  我于2017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水文及流体动力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19年,我回到国内,进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为江苏省特聘教授。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里有我的家乡。在这里,城乡正在兴起大规模的建设,我所研究的大面积陆面生态环境改变所存在的气候反馈机理,为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疫情期间,我党高效的执行能力在这次疫情控制过程中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跟其它国家相比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让我们信心十足。现在,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我们将向许包野博士学习,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祖国的建设之中,一步一个脚印,奋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让祖国的明天更好。

  施滉(1900年-1934年),清华大学第一位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次年,和冀朝鼎、徐永瑛等人组织了“唯真学会”,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1923年秋,施滉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和李大钊先生,这次会面使他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1924年,施滉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筹办《国民日报》(即后来的《华侨日报》)。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学习,次年秋回国,曾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3年冬天,施滉在北平召开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4岁。

  施滉原声:现在社会(是)不良的社会,是有病的社会。我们要想为社会谋幸福,我们就要变不良的社会、有病的社会为无病的、健康的社会。

  对话人:朱萌,85后(淮安市淮高镇副镇长)

  尊敬的施滉前辈,在那艰难的革命岁月,您作为爱国进步青年,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用您短暂的一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浓墨重彩的注脚。您所许下的“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誓言,言犹在耳。您以奋斗的精神和不怕牺牲的勇气,投身改良社会的革命运动,去追求人类的真幸福。对于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像您一样为国争光、造福人民呢?在大学读书时,我宿舍里就有两位贫困生,平时的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解决的,也从没见过她们在食堂点贵的菜,或是参加同学聚会。这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城乡差距,也是从那时起,我在心中立下誓言,要竭自己所能,为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2019年,我考上了公务员,原本可以到镇上工作,但我依然选择了去淮安市淮阴区王兴镇肖荡村做第一书记。多年的乡村工作,让我接触到了不少身处困境中的儿童和失去经济保障的妇女,身为“扶贫书记”,我一方面积极为他们寻找适配的政策申请补助,一方面在逢年过节时举办帮扶活动,为这些家庭送去温暖。投身乡村脱贫致富工作,于我来说,正如您投身革命事业,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乡村振兴,是我梦想的起点,也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

  何宝珍(1902~1934) 湖南道县人,刘少奇同志的妻子。早年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积极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2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杨开慧的介绍下,与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结为伉俪。从此,她积极协助刘少奇,在广州、武汉、东北、上海等地开展革命工作,曾担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部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1933年,何宝珍在上海被捕,被解至南京。狱中,面对敌人的拷打与诱降,何宝珍以“要杀就杀”四个字作答。1934年秋,何宝珍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何宝珍与刘少奇共同生活10年,育有长子刘允斌、次女刘爱琴、幼子刘允若。她牺牲时,长子仅8岁,幼子才3岁。

  何宝珍原声:“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何宝珍烈士被捕后在狱中对难友们提及子女时所说

  对话人:李琳琳(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研处一级主任科员 《何宝珍传》作者)

  何宝珍烈士,您好!2015年,我有幸承担了《何宝珍传》撰写任务,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渐渐走近了你,走进了你内心深处。

  为写好《何宝珍》传,我走访了道县、衡阳、长沙等您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大量党史资料中寻觅您留下的革命足迹。我还采访了您的女儿、年过九旬的刘爱琴教授。刘教授回忆起您,眼中噙着泪水,她说:“因为我们的母亲是烈士,我们思想懈怠、无所作为,就对不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思想进步、工作上做出成绩, 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我的笔是稚弱的,我希望通过我的书写,让更多人能了解到您坚定的革命信仰,崇高的革命情操,学习何弘扬和您的革命精神。撰写《何宝珍传》,我的精神上也得到了一次洗礼和升华,每每遇到困难时,您敢于担当、对党忠诚的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为了革命事业,您怀着煎熬的心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孩子。在做了母亲之后,我更能够理解您的选择了,您留给孩子们的,是最圣洁、最无私的母爱。正如你所期望的,您的三个孩子都学有所成,他们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史砚芬(1903-1928),出生于江苏宜兴,中学期间就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曾担任宜兴农民暴动的副总指挥。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参加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同年9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5岁。史砚芬的狱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里记录了史砚芬牺牲当天的情景:“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史砚芬被捕后,仍关心弟妹成长。狱中,他给弟弟妹妹写了两封感人肺腑的诀别信。两封血色家书,近百年来被广泛诵读,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革命精神。

  史砚芬原声:“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派所毁伤……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史砚芬家书

  对话人:刘金路,80后(中建安装“工匠兄弟连”队长)

  史砚芬烈士,您将青春熔铸到了扶危救国的历史使命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也要坚守信仰,用实干致敬青春。

  去年2月3日,我们这支平均年龄35岁的农民工队伍,接到了支援建设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紧急通知,当时距离雷神山医院交付还有3天时间,那时工友兄弟都在与家人团聚,人员能不能召集到,如何赶到现场,都是未知数。但是“我去、我报名、我也报名”的主动请缨刷爆了微信群,最后共有27人千里逆行,加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疫情防控斗争。短短数日内,高强度的工作挑战了我们身体的极限,但看到一栋栋病房交付、使用时,我们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自豪感。

  看了您在狱中所写的家书,感慨万千。作为一名革命者和一位兄长,您有坚定的信仰,也有柔软的牵挂。在驰援武汉时,我们农民工兄弟也面临着小家与大家的选择,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感感召着我们:农民工党员汪洪波堂兄弟四人齐上阵,90后李冠军在项目现场一干就是48小时,只要手上这把子力气可以用,我们必须冲在前。

  作为地下革命工作者,丁香烈士生前留下的史料极少;但她和丈夫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却令世人动容。

  1925年,丁香在东吴大学遇到了同样投身革命的乐于泓(阿乐)。1932年4月,两人在上海结婚。也正是在那一年,丁香遭到叛徒出卖后被捕。她拒绝了只要写保证书就能被释放的条件,12月3日,年仅22岁、怀有3个多月身孕的丁香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丈夫阿乐闻讯悲痛欲绝,他不顾危险冒雨赶到南京,在雨花台丁香就义处祭奠,并立下了“情眷眷,唯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偿汝遗愿”的誓言。丁香牺牲60周年之后,阿乐也离开了人间。次年,阿乐妻子时钟曼将他的骨灰带到南京,埋到了那棵他亲手栽下的丁香树下。

  丁香原声:亲爱的妈妈:我注定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罪人”,无药可救,但我绝不忏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生光明磊落,没有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更没有做对不起我的国家的事。我即将远行,如果有来生,让我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丁香养母在《我的中国养女白丁香》一文中披露了丁香的遗书

  对话人:赵钰洁,21岁(苏州大学学生,丁香的扮演者)

  亲爱的丁香,这一次出演大学生话剧《丁香丁香》,让我真正有机会走近你。在你唯一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中,你剪着短发,微微羞涩地笑着,如丁香花般淡雅芬芳。我不禁惊讶,这样柔弱的身躯里,为何能迸发出视死如归的能量?

  刚开始了解你时,觉得你有一丝“无情”,无论是师长语重心长的劝阻,还是丈夫柔情似水的爱意,又或是母亲歇斯底里的挽留,都无法动摇你坚定的决心,我难以理解您为何宁愿辜负身边所有人却不愿签下悔过书?后来我才开始明白,我对爱的理解,还太过肤浅。事实上,你并非不爱身边的人,你只是更爱真理,爱正义,爱你的信仰。

  对我而言,演戏的过程也是一次心灵洗礼的过程。我不仅领悟了丁香和阿乐等老一辈革命者为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精神对我们这一代的价值和意义。

  “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舞台上,当我喊出你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时,我泪如泉涌。因为我知道,这是你坚定信念的初心,也是至死不渝的信仰。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稚气未脱,但眼神坚定,这是雨花英烈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叫袁咨桐,牺牲时年仅16岁。

  袁咨桐1914年出生于贵州赤水,10岁起就受爱国思想影响,1929年来南京,入晓庄师范读书,并加入共青团。入团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向同学和农民群众进行宣传,还创作了剧本《玫瑰花》,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1930年担任共青团晓庄支部书记,同年5月、8月两次被捕。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律,未满18岁是不可以执行死刑的。国民党为枪毙袁咨桐,将他的年龄由16岁改成了18岁。临刑前夜,袁咨桐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长别人世”四字,交给难友,与大家作别。1930年9月17日,年仅16岁的袁咨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袁咨桐原声:“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在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16岁的袁咨桐狱中写给哥哥的信

  对话人:钱平平,20岁(南京晓庄学院大二学生,分团委学生会志愿服务部部长)

  袁咨桐烈士,您好!在刚入校的时候通过学校的党史教育了解到晓庄十英烈的英雄事迹,当时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牺牲时只有16岁,比我现在还要小几岁,年龄没有阻碍您的爱国热情,您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

  您在知道自己将要遭遇敌人杀害时写给哥哥的信,让我感受到了您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对国家奋起的坚定、对实现理想的坚定。

  我很幸运,生活在国家开放的和平年代,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是你们为之奋斗并用性命换来的。我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将努力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是一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也从事着学生会志愿服务部的相关工作,我们志愿服务部多年坚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讲解队和南京市建邺区莲花苑方舟启智中心志愿队伍。我希望自己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创新志愿服务形式,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很荣幸成为您的校友,也会永远记住那个16岁少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记住您那句“一个人只要死得其所,虽死犹生”的铮铮话语。

  策划:薛颖旦

  撰文:于锋 顾星欣 冯圆芳 陈洁 王慧 傅秋源 吴雨阳 高利平 姚依依

  【无声的课堂,精神的火炬】

  第17届江苏读书节暨第26届南京读书节上,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百种荐读书单正式发布。针对这份书单,本期《人文周刊》悦读版策划推出“我读红色经典”栏目,邀请专家学者、书评人和普通读者分享阅读感受,一篇篇饱蘸着情感与思索、浸透了理想和信念光芒的文章,亦帮助我们擦亮初心、砥砺奋进。

  感悟百年大党的成功秘诀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许金晶 (中共党员,书评人)

  党史学习教育的四部指定教材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文字精炼、表述清晰、框架分明,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普及性读物。作为一名拥有近二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精读完本书后,不揣浅陋地将百年大党的成功秘诀,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开始,就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党的群众路线,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三讲”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不断倡导和强调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在百年党史中一以贯之的人民性与人民立场,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取得成功和胜利的重要法宝。

  第二,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认真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中国发展的最新实际情况,有效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性探索。在历代中共领导集体和广大党员的努力之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始终回应时代赋予的重大命题,从而确保党行进在正确道路上。

  第三,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秉承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民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理想信念对于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早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对广大党员进行深刻的思想洗礼与思想教育,在提高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任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理想信念之于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仅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例,从“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帮助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真正做到既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行动上入党。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中,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与时俱进、坚定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勇立潮头、不辱使命。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也将继续立足自身的工作与生活,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全部贡献。

  渡江,旧中国的“终点”

  ——读《横渡长江》有感

  ■俞明(中共党员,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读了杨波的《横渡长江》一书,感慨万千。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这一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作者细腻的描述之下,全景式地得以展现,使人读后兴味无穷。作者曾担任渡江胜利纪念馆馆长,这一经历,使他对渡江战役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

  说起这个渡江胜利纪念馆,我也有过较深入的接触。从1995年起,我就在下关江边工作,为寻找当年的“京电号”小火轮出过主意,并且参与建设了纪念渡江胜利的“胜利广场”。2007年起,我又联系了几位市里、区里的政协委员,书面提出了“易地扩建渡江胜利纪念馆”的建议,提到1984年建在挹江门城楼上的纪念馆展品太少,场地太小,中小学生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容纳不了一两个班级,应在江边重建新馆。这一建议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2009年纪念渡江胜利60周年前夕,一座新馆建成开放,“京电号”小火轮也从外地运回南京,成为新馆最受瞩目的实物展品。

  我曾把下关的两个纪念馆比喻为“起点”“终点”的标志。1842年,英舰入侵长江,胁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还要“赔款”2100万银元。在议约地点静海寺建立的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起点”的标志: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列强欺凌抢掠,成了忍气吞声的弱国。1949年,同样在下关江面,我军横渡长江,又有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在江面耀武扬威阻碍我军,遭到我军炮火痛击狼狈而逃。因此,渡江胜利纪念馆成为一百多年屈辱历史“终点”的标志。

  我把这一比喻写进了《警世钟铭》:“起点终点,遥隔百年,浓缩于此,咫尺相连”“屈辱历史,此为终点;有碑为证,有钟为鉴”。1997年10月26日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来参观考察时,听取了我的汇报后,为静海寺史料馆题写了如下文字:“中国近代史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伟人孙中山从这里开国,在这里长眠。如同到西安想到秦汉,到南京就想起近代的屈辱和人民的抗争。”

  中共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也在开幕式主旨报告中提到:“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更是一座不平凡的城市。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她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地,经历过痛苦的屈辱与悲壮的抗争,她又是旧中国黑暗统治的终结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和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和富强。在新的百年起始之际,我们召开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动员、组织南京人民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篇章,这将是何等宏伟而壮丽的事业!”

  当时,我作为党代表聆听了这一报告。当听到南京作为中国近代屈辱史、抗争史“起点、终点”的提法,被写入党代会报告,不由得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渡江胜利纪念馆和静海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所展示的两起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年代上相距107年,在地理上只相距两三公里。这既是一种巧合,岂不也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必然?《横渡长江》一书也正是写出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是学习党史的一本经典好书,值得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认真阅读。

  人类的命运在自己手中

  ——读《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有感

  ■唐忠宝(中共党员,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近日,重新阅读陈先达先生的《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书,既感慨陈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而深入解读之功力,更佩服马克思思想之深邃、人格之伟大。

  《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书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这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教学中经常提问学生、询问同事并时常拷问自己的问题。

  正如陈先达先生在书中所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追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区别,美国哲学大师理查德·罗蒂的视角较为独特,他比较了两本著作,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另外一本是《圣经》的《新约》。通过比较,罗蒂认为:“在许多方面,《共产党宣言》是比《新约》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的著作。因为《新约》的道德缺陷在于它的彼岸性,在于它暗示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个人得救的机会——同我们参与为结束无穷无尽苦难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分离开来……不用借助于非人类的力量,也能使人类的未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这一见解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十分壮丽的表达。”

  显然,与其把未来交给彼岸世界的神秘力量,不如诉诸现实世界,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所以能够引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力奋斗,进而引领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陈先达先生被誉为当代“行走的马列字典”,一方面是因为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先生本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这种信仰在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如果说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那么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则意味着必须一切围绕学生、关照学生、引领学生,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格光辉和理论素养,感染学生、赢得学生、塑造学生。

  中国青年应立鸿鹄之志

  ——读《红色家书》有感

  ■张珺洁(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新传院学生)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每每读到《红色家书》里收录的这篇张太雷写给妻子陆静华的家书,我都能感受到革命者的信念与豪情。信中言语朴素,却如同惊雷一般让人内心震颤,再难忘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无数英烈舍生为民,他们在监狱、在战场、在敌人的心脏写下了一封封感人的家书,或叙述近况,或劝慰家人,或表达忠于革命的信念。《红色家书》选编了一百余封家书,分成明志篇、正己篇、亲情篇、教子篇。书中每一封信都情真意切,文字炙热而真诚,心怀家国,不舍爱与自由,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不已。

  我买《红色家书》是2017年,这源于我读高三时的一位政治老师。在一次红色精神学习课堂上,他播放了关于赵一曼女士的纪录片,并为我们朗读了赵一曼在牺牲前写给儿子陈掖贤的一封信。“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地(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地(的)前夕了……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短短几百字的书信,他数度哽咽,这个年近四十岁的男人站在讲台上,在一群平时畏他如虎的学生面前流下了眼泪。下课之后,班级里依然寂静良久。

  我很快购买了他推荐的这本家书集锦,触碰那些滚烫的灵魂。可以说,这本书成了我人生路上的导师,它给原本徘徊迷茫、不确定未来方向的我拨开重重迷雾——修身正己,中国青年应立鸿鹄之志。高考之后,从“儒风之盛,素冠淮南”的江苏泰州,到被誉为“黄河明珠”的甘肃兰州,我跨越了1810公里去兰州大学求学。到兰大,不只是为了领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气概与风骨,更为了体会“吾校虽瘦,必肥华夏”的凌云壮志。

  正如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黄如军所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种奋斗不息的人生。这是最真实的党史读物,是最生动的红色教材。”我相信被《红色家书》感染的青年肯定不止我一个。千千万万的少年在革命先烈的感召下,一步一步成为理想的践行者,披荆斩棘,不负勇往。

  纸短情长,家书万金。一页页地翻过《红色家书》,张太雷、杨开慧、瞿秋白、吴玉章……这些革命志士不再是史料上苍白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孩子,有自己的悲喜和憧憬,也会在信件中为了日常的琐事千叮咛万嘱咐。在信纸上,他们褪去了英雄的光环,回归到朴实的生活,却更立体丰满。

  “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李大钊语),志士们求真务实的精神、誓死追寻革命的信仰深深地融入血脉、浸入骨髓。一封封家信随着时光的沉淀,在历史的纵深处熠熠生辉。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生在和平年代的青年,应当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带着追风逐梦的骁勇与心怀天下的情怀踏上征程,去追寻自己的使命。

  致过去,却顾所来经,苍苍横翠微。

  愿未来,追山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讲好中国人的“战争故事”

  ——读王树增战争纪实文学有感

  陶赋雯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出站博士后)

  战争一般会发生两次,一次是在战场上,另一次在记忆中。作为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战争往往成为形塑历史认知、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契机,通过战争记忆可以强化民族、国家的连带意识,促进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团结与发展。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数次举国之殇的战争,随着时代迁移,战场硝烟散尽,遵循和平与发展的中国依旧需要民族战争记忆的书写者与传续者,我国著名军旅小说家王树增曾围绕20世纪的战争史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等作品,成为这根战争记忆接力棒上的文化传播者、民族传续者。

  《解放战争》:展示胜败人心所向

  《解放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小说中规模最大的作品。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艰难新生的历史回溯,思考“小米加步枪”如何对抗拥有现代军队。第一章名为“青春作伴好还乡”,题眼里以毛泽东的一句“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起调,谈及的是内战之前的毛蒋见面,毛泽东以中国人惯以“洗心革面”之意,谈及与蒋介石的会面,即为之洗脸,意为通过改过,使其面目一新。王树增抓住这鲜活话语作为第一章节,拉开了重庆会谈涉关两党政治腥风血雨的一面,展示了革命浪漫主义者的智慧与幽默。

  在呈现战争智识与战机研判时,王树增在第二章《最大多数万岁》中以粟裕提及“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双方人力、财力、物力消长的对比,特别是人民站在哪一边,那一边最后是要胜利的,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一交通线的暂时得失。”比对了战争对手阎锡山痛心疾首的反思:“我们的同志一向在工作上是醉生梦死,在认识上是书生官僚。今后太原城下将是最残酷的战争,我们不努力无以存在。”两位主帅的判断与引致结局高下立现。在后面数章中,也有谈到刘伯承的总结:“得人失地,地可夺回;得地失人,人地两空。”

  《长征》:现代中国如何延续长征精神

  在一篇关于王树增的报道曾提及,他看到美国时代出版书籍中以西方各领域专家评选出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件大事,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但对于发生在近70年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青少年对它认识得还远远不够。于是王树增开始思考:当代中国人眼中的长征和西方人眼中的长征到底有多大差异?近年来有不少外国青年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这些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青年在这条路上寻找什么呢?

  在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中,王树增带着读者展开了这种问题探询,长征红军队伍基本上由两个层面组成,一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分子,另一种就是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而这两种阶层结合所撞击出来的为中国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常令人感佩不已。王树增通过文学想象与细节抓取,在《长征》里提到“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由于条件简陋,很多时候这些女红军只能被迫把刚出生的婴儿留下来,并附上纸条“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这些艰难困苦的细节无处不动人心,更凸显了长征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因此王树增总结道:“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未来民族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中国人一直是生存信念最坚定、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民族。”

  《朝鲜战争》:永恒不忘的民族丰碑

  正如范天恩所说:“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这些士兵。”士兵才是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也成为日后作者写作的动因之一。在《朝鲜战争》中,王树增除了详尽勾勒历史背景外,还增强了对普通人的书写,记录这些血肉之躯的个体故事,构架宏大战争叙事下鲜活生命的消逝与残缺,以文为匕,补上了历史记住与没有记住的,正如他谈到:“朝鲜战争的历史,是上百万志愿军官兵用生命写就的,这样的历史令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心生敬重。常常在写作中不由得搁笔长叹,想及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一旦面临危机的时候,年轻人能否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最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这种写作冲动也是源于对永恒不忘的“民族丰碑”的真切致敬。

  无论是朝鲜战场上的记录——“中国士兵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开始使用石头这个最原始的武器战斗”。“如果谈到战争有什么正面的意义的话,那么在无可避免的战死之外,一种不畏屈辱的民族精神成为延续至今的法宝,无论是关于集体的‘黄草岭英雄连’往事,还是在朝鲜北部普通小山上的一块纪念着这位名叫杨根思的中国军人石碑。”还是在战后对“无名英雄”的寻觅追索——“战争过去了多年后,三营教导员翟文清已成为一一八师的副师长,他没有忘记在战场上倒在他身边的战友,包括举着手雷冲向美军坦克的大个子士兵于水林。于水林被转运到后方养伤,之后,就再也和部队没有联系了。部队的档案中只记载了于水林是热河人。于是,翟文清派人到承德地区去寻找,费尽周折也没有下落。翟文清不甘心,寻找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朝鲜战争结束10年后的一天,他终于查到于水林是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县美丽乡美丽河村人。”都让读者在朝鲜战争过去半个世纪后,依旧能感受到在那片土地上,出于正义、保家卫国的中国“最可爱的人们”的可贵生命与牺牲精神。

  通过王树增的战争纪实文学,我们体悟到记述战争对于一个民族精神历史的重要性,通过文字与让当代读者与他们的前辈“相识”“相知”,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何时都需要的不屈精神。我们应借助历史资源和媒介表达,寻找与“世界战争记忆”的通讯接口,并努力掌握塑造记忆共同体的主导权,揭示历史真相,讲好中国“战争故事”,打造保家卫国、英勇抗击侵略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通过中国“战争故事”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日二战题材电影比较研究》(20BC038)阶段性成果

  【致青春!革命文物中叩问初心使命】

  就在今年4月底,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一批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文物447处,可移动文物8759件/套,它们来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来自硝烟弥漫的战场、来自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来自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在这些文物背后,无数人的青春因为信念而熠熠生辉。

  回首百年,他们的青春化作历史路标

  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文物同样可以记录时代风云。回望百年历程,一件件与青春相关的文物,就像革命征程上的一个个路标,提示着那些不容忘却的记忆。

  恽代英《阶级争斗》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保存着一本雨花英烈恽代英1921年1月翻译出版的《阶级争斗》。在“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中,只有恽代英没有出国经历,但他精通英、日、德三门外语,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就是他25岁时应陈独秀委托翻译的。15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3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阶级争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得知此消息后,恽代英等停止了共产主义性质小组共存社的活动,随后加入共产党。恽代英早年生活在武汉。1923年8月,他在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上海途中回常州探望姑父、姑母,这是恽代英唯一的一次故乡之行,这处房产目前被改建成恽代英纪念馆,并在此次革命文物名录中公布。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居住在梅园新村,与国民党进行了10个月的谈判。在中共代表团先后工作过的有200多人,大部分是年轻人。1946年夏天,在《新华日报》工作的28岁的鲁明和26岁的林冈喜结良缘,邓颖超请身边同志找来一块红绸,请董必武题词作为贺礼。董老欣然挥毫,写下“天作之合”四个大字,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潘汉年、宋平等几十位同志也纷纷签名表示祝贺。

  见证历史的“天作之合”

  1947年3月,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政府下了“逐客令”,因时局险恶,代表团成员很多物品没法带走,但鲁明夫妇对这条红绸带格外珍惜,一直带在身边。1986年,梅园新村纪念馆工作人员从已是外交部副部级大使的鲁明处征集到这件文物,承载着革命激情和青春爱情的文物如今在馆内向观众陈述着那段历史。

  新四军在江苏转战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留下了无数浴血奋战和鱼水情深的故事。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是牺牲在战场上最高级别的新四军将领,1944年9月中弹牺牲时年仅37岁。1945年2月,彭雪枫被安葬于宿迁市泗洪县半城西郊,这座雪枫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洪泽湖风光带边,为省级文保单位。在此次公布的首批革命文物中,包括华中雪枫大学旧址、雪枫堤、彭雪枫铜像,以及他使用过的公文包、讲话文本等文物多达13件。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内有一只马嚼子,看似普通却被定为二级文物,原来它曾被彭雪枫的坐骑所用。1941年,第四师在津浦路西遭国民党军袭击,在与马家军骑兵作战时吃了大亏。痛定思痛,彭雪枫以自己的坐骑“火车头”为基础,不断搜罗战马,组建起一支骑兵团,亲自指挥训练。这支骑兵最终发展到三个大队,有战马500多匹。1942年夏,骑兵团与日军骑兵正面对决,在短短9分钟内,日军被劈倒300多人,还有80余人被俘虏,新四军军威大振。在彭雪枫牺牲后一个月,骑兵团与马家军第8师仇人相见,以600余骑消灭敌人2000余骑,追击50公里,不仅一雪津浦路西之耻,而且创造了骑兵团击溃骑兵师的战例。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年轻的彭雪枫率军进行大小战斗3760次,累计歼敌4.8万余人,和新四军其他部队一起铸就了“铁军”威名。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淮海战役以人民解放军60万人击败国民党军队80万人的战绩为奠定解放战争胜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首批公布的全省革命文物中,仅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收藏和管理的文物就多达545处、件/套,包括纪念建筑群、战利品、战斗英雄和战斗部队的奖状、锦旗等多个门类。在众多文物中,有一件日本籍炮兵教官坂本寅吉用过的图囊,它见证了一名日本人如何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为之牺牲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坂本寅吉被强征入炮兵部队来到中国,因为同情中国人被贬到浙江义乌,当了一名伐木队长,并与抗日武装有了联系。他还娶了一名蒋姓中国姑娘为妻,改名叫蒋贤礼。1945年,他被日军关押审查,在押送途中跳火车逃跑,并投奔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参加解放战争,参加过泰安攻坚战、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并立过一等功,被战友们称为“神炮手”。在淮海战役中,坂本寅吉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一师炮兵教官,随部队追击敌人到达萧县,1949年1月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在淮海战役即将胜利时牺牲在战场上。

  江苏大地孕育了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四种革命精神,它们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此次公布的首批革命文物,则是对以“四种精神”为代表的江苏红色文化的最佳注解。

  血肉相连,他们的青春诠释“人民的选择”

  与人民血肉相连,是中国共产党的致胜法宝之一,百年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叫做“人民的选择”。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帮……”这首《黄桥烧饼歌》的手稿,就珍藏在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1940年黄桥决战期间,当地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日夜忙碌,赶做烧饼运往前线。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兼剧团导演、年仅27岁的李增援目睹此情此景,当即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激情写下了《黄桥烧饼歌》,并由章枚谱曲。这首歌脍炙人口,唱遍苏中苏北,还曾被莫斯科电台多次广播,一度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它生动地说明了,为了人民谋幸福的组织和军队,才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陈毅、张云逸在黄花塘和淮南抗日根据地部分干部合影

  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有一件已经褪了色的红色门帘,那是1943年10月,当地人周培全结婚时,陈毅和妻子张茜送的贺礼。那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移驻黄花塘,周培全一家让出部分田地,盖了10多间草房作为新四军的卫生部,还腾出一间房给张茜和孩子住。当陈毅得知周培全要结婚时,就送了这件贺礼。

  1945年9月,新四军北撤,周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除了周培全夫妇被营救出来,他的三个兄弟姐妹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在试图逃跑时被残忍杀害。暴徒并未吓倒周家,周培全曾让躲在油坊里的新四军战士华凤英踩着他的肩头翻过墙头脱险,也曾把自己的衣服换给受伤的新四军战士,埋起战士的血衣。这件大红门帘,被周家珍惜地使用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烽火岁月中军民鱼水情的最好见证。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展出的一双布鞋,它出自山东海阳李大娘之手。山东解放后,李大娘的儿子马凤坤带着妈妈做的鞋参加解放军,他英勇作战,入伍3个月就当上了副班长,还入了党。淮海战役中,马凤坤所在的华野13纵112团,在对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中,遭敌火力严密封锁,马凤坤连中数枪,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牺牲时还不到23岁。

  在儿子离家的第516天,李大娘照例来到村口,期盼着儿子的消息,没想到,却等来了儿子牺牲的通知书,还有一双带血的布鞋。李大娘紧紧攥着亲手缝制的布鞋,默默地朝家走去……乡亲们赶来看她,看见李大娘正在油灯下,一针针地缝着军鞋,她说:“俺儿子虽然走了,但儿子的战友还在,他们都是俺的儿子。俺要多做几双鞋,让他们穿得结实、暖和。”

  颜红英运送人民解放军过长江

  1949年春天,在人民海军诞生地泰州,20多万名人民解放军从靖江出发,参加渡江战役。炮火硝烟中,一位年轻的大辫子姑娘和她的一艘木船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这艘木船是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物。它可以承载30名约一个排的战士,当年千万支前民工就摇着这样的船,将解放军战士运过长江天堑。展馆内的雕塑人物是当时只有19岁的颜红英。在运送解放军战士的过程中,敌机轰炸不仅在她脸上留下永久的疤痕,而且导致她听力严重受损,然而她还是和父亲、妹妹一起,把24名解放军运过长江。据统计,当年泰州地区运送解放军的船只达1.1万余条,船工达5万多人,许多是父子船、夫妻船、兄弟船。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之源。一只只烧饼、一双双布鞋、一艘艘木船……它们见证了胜败所凭、人心所向的历史必然。

  慷慨赴死,他们的青春见证“信仰的力量”

  首批公布的革命文物中,烈士文物占了相当大比例。在不可移动文物中,名称包含“烈士”二字的多达177个,约占总数的40%。馆藏文物中,名称包含“烈士”二字的达746件/套,约占总数的10%,无数英雄儿女为了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让人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顾正红,1925年5月15日带领工人抗议日商撕毁协议时,遭到枪杀,时年25岁。他的牺牲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其故居位于盐城滨海。

  张应春,1927年4月10日晚参加中共南京地委紧急扩大会议时被捕,遭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放入装有石灰的麻袋中,用刺刀捅死后,抛入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时年26岁。在她的老家吴江,柳亚子等人于1931年为她营建了衣冠冢。

  青口十八勇士,1941年3月26日,八路军18位勇士在掩护大部队撤退后,被日、伪军包围在一个院内,血战一天后牺牲或被俘,最终只有孟兆阁一人脱险。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作为70面荣誉战旗之一,“青口十八勇士”战旗被受阅将士高高擎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青口十八勇士战斗纪念地位于连云港赣榆。

  朱启勋、朱启杰堂兄妹,朱启杰1940年5月在泗县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时落入日军之手,遭杀害前被砍掉手指,时年21岁。朱启勋1942年7月攻打日军宿迁陆集据点撤退时身中九弹,因流出的肠子破裂而不治,终年33岁。“兄妹烈士墓”位于淮安涟水。

  高凤英,女民兵英雄,1947年1月15日在高家垛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同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号召全国“解放区的妇女……学习苏中高凤英和晋绥刘胡兰的光荣范例”,她的墓位于南通海安。

  杨根思,1950年11月29日在朝鲜战场阻击美军南逃时牺牲,时年28岁。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烈士祠墓位于泰州泰兴。

  王杰,1965年到邳州张楼训练民兵,在一次实爆训练中,为保护12名民兵及人武干部壮烈牺牲,时年23岁。王杰烈士墓位于徐州邳州。

  韩余娟,1983年8月14日夜,因连日降雨,五保老人傅王氏住的小屋主梁掉落,常年义务照顾老人的韩余娟奋力将老人推开,自己却被砸在下面,20多天后抢救无效去世,只有12岁。韩余娟烈士墓位于宿迁泗阳。

  许杏虎,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突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身为战地记者的他和妻子朱颖以身殉职,年仅31岁。许杏虎烈士故居位于镇江丹阳……

  战争年代,他们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和平年代,他们保家卫国,恪尽职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诠释了革命青年的初心使命。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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