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星欣
岁末年初,正值总结一年工作、谋划开局之际,各地各部门列入的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中,努力“构建某某画派”“打造某某画派”等词语不时映入我们眼帘。固然,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想推出更多地方文化品牌,提升当地文化影响力。不过,急于“打造”画派,也暴露出我们当前文艺工作中的一些路径问题。
实际上,所谓门派、流派,在中外艺术史上并不少见。要形成一个区域性画派,艺术家所活动的地区,自然是当时文化艺术氛围较好的区域。如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吴门画派、浙派、松江画派、娄东画派、虞山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在明清时期此起彼伏出现,与当时这里繁盛的社会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国外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荷兰画派、巴黎画派等,也都呼应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时代变迁,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深层文化魅力。
一个地域性画派的诞生,往往跟随着一批艺术名家的出现,尤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才能让这个画派在历史上刻下名字。比如“吴门画派”的四大代表性人物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诗文书画互应,对明清山水画、人物画影响深远;“扬州画派”中的金农、郑燮等人,被人称作“扬州八怪”,自由驰聘笔墨,充满标新立异的精神;“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东洋、西洋画法,创新现代绘画;近现代,活动于上海地区的“四任”等一批画家形成了“海派”,以雅俗共赏、兼容并蓄的风格,广受喜爱。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如今对“画派”应当持更加全面的认识。传统的“画派”,随着百年来国外美术教育体系的传入,已被逐渐打破。为何?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艺术家的活动半径有限,本地文人酬唱赠答较多,艺术风格也容易相互浸染,形成一地之风气。而现代的美术教育,建立在学院里的专业学术训练之上,艺术家所吸收的养分可以来自古今中外各类杰出作品,与自己的出生地或者生活所在地的关联度,往往没有那么大。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域性画派,分别是由傅抱石为领军人物的“新金陵画派”和以赵望云、石鲁为核心的“长安画派”,一南一北,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传奇,其他再有如此盛名者寥寥。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热衷打造各类地域性“画派”,本意是为了弘扬当地特色文化,以此为抓手,推动形成品牌,提升文化自信。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而言,其初衷是好的,也是有作为的体现。但是如果出现“为打造而打造”的现象,这是需要警惕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作品”和“人才”应当先于画派的打造。一个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画派,应当是自然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先有了代表性人物和艺术风格,然后才在美术史上被赋予一定的称号。然而如今的问题却在于,某些地方仅仅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美术人才、优秀作品的积累还远远未达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急不可耐地组织论证“某某画派”的成立,这就有“本末倒置”“揠苗助长”之嫌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别让有些人把“画派”当幌子,成为谋利的工具。近年来常见一些画家以“某某画派”的“第N代传人”自居,几位画家一凑,举办几场展览和座谈会,邀来圈内相熟人士的捧场,于是就可以宣称某门某派的成立,而真正的艺术水平却无从谈起,这种往自己身上贴金的行为,毫无疑问只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市场身价。
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本地“画派”的声势越大越好、会员越多越好,于是拼命搞更多的展览、更多的活动,目的是让该画派更加声势浩大。实际上,艺术水平从来都不以声势来判定高下。以龚贤为首的“金陵画派”,其中八位代表性人物的画风相差很远,据说彼此之间交往松散,除了偶尔有笔会以外,并无深交,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领异标新二月花。艺术创作最怕的就是“千人一面”。形成一个地域性画派的至关重要因素,应当既有相似的艺术实践,也有相近的艺术主张,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相互切磋中共同提高。但同时,处于其中的每位画家,应当保有个人独特的风格。“岭南画派”的代表性人物高剑父等,就曾表达对“岭南画派”这个名字不满意,认为它带有狭窄的地域性,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这体现了艺术家对于“派”的深刻理解。
当前,除了“画派”,各地区各部门还时常提倡打造 “文学流派”“曲艺流派”等地方性文化品牌。其实,一个地区人文艺术的积累,应当是久久为功的慢功夫。既要有出成绩、出品牌的闯劲和干劲,也要有等待艺术家慢慢沉淀的耐心。当前,我们呼吁的是破除急功近利的“为打造而打造”,呼吁的是更多艺术家加强沟通交流,在创作上凝心聚力,让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艺流派自然生长、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