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脱贫工作不是一项运动，而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民生工作，因此还会是“后脱贫时代”乡村传播乃至跨文化传播的持续议题。长期以来的脱贫叙事形成了广泛的传播强语境，但当前是否面临一个认知新场域，脱贫叙事又是否存在“传而不达”、思想领域覆盖不完备的情形？

　　学界较少关注其受众认知的弱隐效果。鉴于新闻叙事与受众认知之间的深度关联，本文以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省级媒体等的扶贫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新闻认知的内隐态度、弱隐效果的生成机制，进而在认知叙事学视域下探索如何拉近传受差距，强化主流认同，以期对主流媒体的扶农报道、对农传播的效力建设有所助益。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文敏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7期发表文章提出：在新的认知语境下，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现代传播体系的共同发力，才能使得后续的对农传播、扶农报道更有效力并得到更大认同。

　　从孙中山、梁漱溟、费孝通的理论表述，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建设的种种实践努力，凝聚了几代人对于乡土中国的深情。秉承着发展主义的现代性逻辑，新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脱贫、治贫开发道路，成为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3年至2018年6年间，我国农村累计减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6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这也为世界的反贫困实践贡献着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脱贫叙事要具有“共情逻辑”

　　脱贫叙事是配合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而展开的长线新闻议题。

　　任何国家都有贫困与减贫措施，社会救助制度起源于16世纪欧洲的国家济贫制度，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中国的社会保障是兜底网、安全网、民生网，社会救助则是其网底，在促进国家民生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开启了新篇章，走过了四个时期：奠基萌芽（1949年-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社会救济）、初探实践（1957年-1977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救济）、过渡转型（1978年到19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前期社会救济制度的过渡）和逐步完善（1990年代至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与制度全面建设时期）。2011年颁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社会救助走上了系统性、持续性、制度性、规范性和法治性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民生七有”，意使城乡居民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生新闻是关注老百姓生活问题的新闻，其学术探讨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都市新闻、市井新闻，但脱贫叙事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乡村，是扶农、对农、助农的民生新闻。主流媒体开办了多个扶贫专刊专栏。有学者总结道：“媒体贫困报道呈现出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标签式的政策解读到建设性的理性报道转变的总体进程和趋势。”

　　笔者在对40年来《人民日报》的脱贫叙事进行框架分析后认为，脱贫叙事的国家话语可以归纳为“五个一”——记录一段历史：伟大的脱贫攻坚历程；凝聚一种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展现一个模式：可复制的中国式治贫脱贫工程；传播一个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国经验；构建一个符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可以说，作为国家话语的脱贫叙事奠定了叙事的强力，却也有着政治传播刻板教化的天然困境。因此，主流媒体要直面传播效果，优化报道策略。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同情”是一种天然的美德，亚当·斯密也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之一。脱贫叙事即顺应了人们同情弱者的共情逻辑，脱贫经由媒体叙事以“远方的故事”告知大家。如在凉山彝区，“精准脱贫瓦吉瓦，习总书记卡莎莎”（精准脱贫好得很，感恩习总书记）成为当地群众的流行语。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时代，但大国小农仍是基本国情，农业还是弱质产业，小农的兴衰关乎国家的兴衰。在2020年的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因此更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挥好农业农村的压舱石作用。

　　媒体“说法”和百姓“活法”不能断层

　　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人对脱贫报道不听、不看、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随着转型期利益分化日益加剧，仇官、仇富的“怨恨”情绪和对弱者的“同情”成为一体两面的社会情绪，这一类认知基膜使得一部分人忽略了（或有意忽略了）贫困原本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扶贫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表面文章、面子工程、“表格脱贫”、“急性脱贫”、“数字脱贫”等问题，也使基层扶贫干部的具身认知有“身心之困”“工作失焦”之感。陈力丹撰文道：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我国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普遍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大国崛起”要落到“小民安康”“小民尊严”的生活层面，如果媒体的“说法”和老百姓的“活法”之间出现断层，传播信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

　　费孝通先生开创的城乡社会学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今天的情形是何雪松、刘守英等人所称的“城乡中国”，是“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之间的过渡，是以符合民心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其“社会质量”所包含的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都是围绕人的需要、权利、体验和感受来展开的，背后的价值共识是自由、平等、融合、团结。农业文明在现代性进程中是一种日渐式微的文明样态和知识体系，发展是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关键。当我们在现代性危机之中反观乡村坐标时，需要承认，今天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依然建立在整个世界农业的基础之上，城乡原本相互依赖、互补、和谐共生，“原乡”的审美现代性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社会舆情和具体情境要形成互动

　　对于贫弱者而言，其社会认同最终指向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这三个方面，而媒介话语这一意义系统扮演了重要功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农村综合变革迎来新起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的要求，2020年5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三农工作、乡村传播在这一框架下稳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说：“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这些心声、金句为建设新农村指明了方向。媒体资源还应多向脱贫题材倾斜，提升全社会的共识和认知，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如搭建起央企扶贫电商平台，媒体的报道形式也应更加多元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脱贫报道的上佳之作，如2019年获得第29届中国新闻奖的报纸副刊作品《红都脱贫记》（江西日报）、广播新闻《农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唱主角——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外记者见面会》（邢台广播电视台）、电视专题《新闻特稿：十八洞村这五年》（湖南广播电视台）、网络专题《一片叶子的扶贫故事》（浙江在线）等等。

　　在移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还要高度重视网络议程设置，形成社会舆情和具体情境的互动。如2018年云南昭通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在微博、微信圈走红，背后的故事有血有肉：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一个勤奋好学的少年。多家媒体探访、跟进“冰花男孩们”的现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共青团中央发微博：“冰花男孩的一年：新家新宿舍，这个冬天不太冷。”网友留言：“这就是中国梦照进现实的写照吧！赞，祖国人民的小日子会越来越好！”“少年强则中国强，多关爱些孩子们，还有那些留守儿童。”“只要奋斗，未来可期。”一些贫困区在网民眼中天然自带“流量”特征，如四川大凉山腹地（扶贫攻坚的贫中贫、难中难）、湘西武陵山片区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云贵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等，今后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新闻策划，把重点扶贫点或区域传播的报道做得更为深透。

　　脱贫话语的价值引领要更人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城乡问题上尤为明显。从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中，城乡关系虽然也有拉伸、渗透、融合之趋势，但城乡分野更为明显。无论是国内学界的“三农问题”表述，还是更国际性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的概念表述（考茨基1899年提出），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的建设。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过“人学”与“事学”的讨论，当前有学者提出，应该强化以“人”为中心的传媒话语体系，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乎弱者的对农传播更应秉承人文精神，将新闻学的“人学”本质落到实处。

　　当前新型主流媒体正在成为脱贫叙事的主导，如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聚焦三农”栏目跨年蹲点纪录片《扶贫周记》2019年做到了第四季，湖南卫视2013年起连续六年推出“新春走基层现场直播”“扫码扶贫”。跨文化传播如BBC纪录片《习近平治国理政》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这些成功的对外传播案例会因为“远方崇拜心理”的折返，得到国内受众的进一步认同。治贫脱贫也是文艺传播、影视传播的题材之一，但当前还要形成乡村传播的“立体式民族志”实践，如主流媒体的“他述性”+农民的“自述性”+社会公众的“参与式传播”等多重互动，如组织自媒体开展“我家的故事——脱贫攻坚奔小康”短视频征集展示等活动，用多模态话语、跨媒介叙事共同筑就情境化的话语场域。同时，返乡人群、留守农民是乡村的主人，进一步发挥乡村精英的领导、组织、传播作用，让“乡贤文化”得以“自为书写”，更能实现价值涵化。如赵月枝认为，乡村春晚近年来引人瞩目，这一公共文化现象诠释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精神纽带的重新连接、村庄主体性的回归、农民的文化自信和对全面小康生活的追求，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在重建乡村文化领导权和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全面介入中国当代乡村，新技术引起了乡村空间剧烈的文化环境变迁，考验着主体的适应能力。总之，文艺能够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新闻传播亦然。

　　（载《传媒观察》2020年07月号，原论文约13000字，标题为：新认知图式下脱贫叙事的弱隐效果与对农传播优化探析。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视频转向’背景下主旋律新闻叙事的视觉传播力研究”（19YBA282）、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家庭传播学视角下新型‘家文化’的情感传播研究”（18A292）阶段性成果之一。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陈文敏，湖南株洲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南省电影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节目审核专家库成员。主要从事新闻业务的教学、以及媒介文化与批评的研究工作，2010年获“湖南省青年教学能手”称号。

　　主持省部级课题8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篇，其中在《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南京社会科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出版》、《新闻界》等CSSCI论文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网络秽语的污名化传播及其伦理困境》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转载。个人专著《复现中的迷思：电视节庆仪式化传播及其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2019年度湖南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中被评为湖南省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同时在中国高校影视学会2018-2019年度学术推优活动暨第12届“学会奖”评审中，获得专著类三等奖。

　　早年在地方电视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由业界进入高校19载。偏安湘西一隅，晴耕雨读，关心乡土大地上的事情，迟留、听风、揽山、悟水。无论迷雾叠嶂，荆棘丛生，信奉“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未来，也将在湘西自治州这一边缘地理上继续沉潜。正如柏拉图固执地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更完美的、前生的脸；知识就源自对那张脸的追念。那些伟大的匠人同样确信，只需要剔除石头多余的部份，就能让那不朽的形象显现。我们对于自我的追寻，只不过是一个去除冗余的过程；这个过程短暂而又遥远，它需要我们耗尽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