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卢梭说，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全媒体网络化时代，粉丝量越多意味着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辐射范围越广，但较高的曝光度也对其“表达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靖鸣，讲师、硕士生导师周清清，硕士生王敬云近日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8期发表文章，通过对“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的舆论数据进行研究后强调：话语权力既是意见领袖身份的衍生品，也可能会成为令其形象崩塌的隐患，微博意见领袖理应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行使话语权力。一旦脱离规则和法律的缰绳，自由将最终成为虚幻的泡影。
注意力经济时代，新媒体成为弄潮儿，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于微博，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当你的粉丝超过100，你就好像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1万，你就像一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你就是电视台。”粉丝量越多意味着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辐射范围越广，但较高的曝光度也对其“表达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的身份传播视域下，意见领袖的个体身份天然代表了一种传播资源，意味着更多人听和更多人被影响，特定身份使其占据了更多的话语资源和发声空间，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名片贯穿了舆论参与的全过程，并借助特殊的身份符号在网络表达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正在成为推动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那么在身份传播这种新的语境下，意见领袖的个体身份与话语权行使之间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规范意见领袖的言论，营造健康、有序、和谐的网络舆论氛围，成为身份传播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话语资源不同，“表达自由”就不能一概而论
身份不平等在网络表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注意力经济时代，即便是在粉丝数量和影响力都达到一定标准并被官方认证的意见领袖群体中，也存在表达资源不平等的现象。新媒体虽然使不知名的个人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仍是以“草根”被命名的，而那真正获得极大关注并创制出一定影响力的，依然是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个人。同样是拥有粉丝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体身份划分层次。有些是靠自媒体起家进行内容创作，影响力范围不会超出其拥有的粉丝数量，只有借助某个契机或热点才能短暂地被更多人知道，另一种则是有名人身份加持，拥有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影响力。如对212名微博意见领袖在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微博粉丝数量进行的可视化展示中可以看出，“姚晨”“郭德纲”“高晓松”“韩寒”等用户的粉丝数量要明显高于其他用户。同样是经过官方认证的用户，受众却更愿意关注名人尤其是娱乐圈名人。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作为整体的微博意见领袖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表达自由，但这种整体描述模糊了内在差异，意见领袖们享有的话语资源不同，表达自由自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身份专业不同，话语权就有可能“大打折扣”
借助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人们可以暂时将原有身份抛在一边，摆脱性别、职业、地位等身份识别因素，甚至脱离原有的社会阶层位置或所属群体。同时，网络的碎片化和流动性又使得人们处在不同的网络交往位置，随时随地与不同的人建立社会联系，每一种联系都代表一种身份。于是，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程序员、英雄联盟爱好者、刘亦菲粉丝、运动品牌忠实消费者……因此，微博意见领袖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既是网民群体的一员，又是通过网络发声的个体，同时还是某个领域内的权威。
但是，身份的多重性和可变性也意味着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在身份转变中会逐级降低。传统社会个人实现身份转变的成本较高，往往要经过长年积累才能在另一个领域拥有发言权，互联网时代借助于个人的影响力，意见领袖实现身份转变的成本较低，轻易就能在其他领域内获得话语资源，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在不同知识领域内，意见领袖拥有的话语权并不相同，在自己专业领域内进行网络表达可信度较高，超出这一领域可信性和权威性会下降。
盲目崇拜意见领袖会使人成为“被动的靶子”
在对212名意见领袖在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微博多个指标月均值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时发现，这些意见领袖的平均粉丝数量超过460万，平均每个用户每月发布11959.19条微博，微博原创率平均为0.33，平均评论数最高被转发9018.09次，评论10371.06次。这说明意见领袖活跃在网络空间中持续输出内容，即便内容原创率不高，依然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对其进行评论与转发。具体到网络生活中，微博意见领袖都有各自的拥趸，无论站在哪种立场，都会有追随者为其欢呼，他们之间的论战也不仅仅是双方的观点不合，更是各自的粉丝之间的较量。这种崇拜心理机制下的个体容易陷入信息盲从的境地，主动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成为舆论漩涡中被动的靶子。
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充足的悖论”也为信息盲从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数字化图书馆”的互联网扩充了人类的知识空间，面对汹涌而来的海量信息，个人获取有效信息的困难程度也相应增加。对于同一个事实，人们能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声音，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整合，实际上增加了信息的获取成本。正如科技的发展助长了人的惰性，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去查找一手资料，更倾向于听“权威人士”的解读。微博平台作为民间舆论场，是多方观点的聚集地，也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见领袖拥有区别于普通网民的号召力，其网络表达对主流意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于是，“繁杂的信息环境”与“具有号召力的偶像”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身处其中的普通受众很难不受影响。
意见领袖的网络发言一定要坚守法律底线
互联网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微博意见领袖的网络表达应坚守法律底线和理性义务，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规则和准绳。随着网民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递增，日益庞大的互联网空间正逐渐渗透进现实生活，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断缩小，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也受到现实法律的规制，2013年起陆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输权保护条例》《互联网用户账户名称管理条例》《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互联网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微博意见领袖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极易引导和煽动舆论，一旦随意传播未经核实的内容，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恐慌，还可能会触犯法律。
理性正向引导才能避免意见领袖“形象扫地”
正是由于意见领袖特殊身份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非理性地宣泄负面情绪将直接影响到其他用户的表达，造成舆论极化，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表达失范。因此，意见领袖理应在享有优势话语权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既要积极关注热点社会事件，又要以理性负责的态度参与讨论，积极促进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网民也应提高个人素养和信息辨别能力，避免被舆论裹挟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空间，话语权力的分配仍然受制于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传播活动无法完全摆脱个体身份制造的藩篱，我们已然进入一个身份传播的时代。如果说身处其中的草根获得的是“普通网民”这一无差别身份符号，那么微博意见领袖则是被无数普通网民的合力抛向高处的胜利者，在全场的注目礼中被授予代表成功的奖牌，个体身份在这一刻得到加冕，也意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从此都要受到网民的审视，必须要在身份框架之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否则就有可能一朝之间跌下神坛。(靖鸣 周清清王敬云)
（载《传媒观察》2020年08月号，原论文约13000字，标题为：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思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浪‘大V’传播行为与失范应对研究”（14BXW029）阶段性成果。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靖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周清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王敬云，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著名学者靖鸣简介
靖鸣，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传播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新闻与传播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先后在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和广西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在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深造。
曾经广西大学新闻系任教、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院长、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委员、广西思维科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担任教育部全国社科奖评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评委。被国家社科规划办多次评为信誉好的评审专家。
研究方向主要为网络与新媒体、新闻传播实务、新闻发言人制度与危机传播研究等。
主持并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4项。
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新媒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4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23部：1.在舆论监督研究方面，出版了专著《舆论监督问题探析》，发表了有关“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事件”的论文《“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的前前后后》等；2.在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方面，出版了专著《桂林抗战新闻史》（国家课题最终成果）和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生态初探》《抗战时期朝鲜义勇队在桂林等地新闻宣传活动初探》等；3.在新媒体研究方面，出版专著《手机传播学》《移动传播学》，先后发表《媒介融合时代信息流动模式、分众化传播及媒体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微博对把关人理论的解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的影响》等；4.在传播实务研究方面，出版《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新闻评论进行时》《颠覆与创新：新闻采访学教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