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8月13日上午，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520万，死亡病例超过了16.6万。此前，美国确诊病例从400万例上升至500万例，仅用了17天时间。面对疫情给民众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失，美国许多专家学者都在进一步反思疫情应对。

　　“将疫情政治化，导致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中心”

　　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如何平衡，在美国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针对疫情新一轮快速蔓延，卫生专家普遍认为，许多地方州过早重启经济是主要原因。“我们开放得太快了。我们重开了酒吧，我们重开了夜总会，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处境。”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主任阿希什·贾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浪费了时间，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做应该做的事。”

　　“将疫情政治化，导致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中心。”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是有名的保守主义者，他早在今年3月份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报道，这一经历并没有让他对疫情防控的态度有所转变。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公开质疑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等卫生专家的专业知识。就新冠疫苗问题，保罗宣称：“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疫苗，但同时我也支持个人自由。”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对将经济重启政治化的现象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强调，美国的疫情应对“在流行病学和经济层面上都是失败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口中的自由实际上是责任感的缺失”。

　　“面对诸如流行病或飓风这样的危机，需要集体行动”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所做的政策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在整体上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一篇有关美国疫情应对的评论文章中，美国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如此写道。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早在2018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开始解散负责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团队。近年来，联邦政府在编制预算案时，一再要求削减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等联邦公共卫生机构的预算。地方层面的情况同样不乐观。美国国家卫生协会指出，自2008年以来，美国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已经裁员近6万人，相当于1/4的员工。这些机构的联邦资金主要来源，即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准备预算，自2003年以来也被削减了30%。

　　《纽约时报》调查发现，美国原本有机会解决呼吸机短缺的问题。早在13年前，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增加呼吸机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性，并将开发成本更低的新一代呼吸机的采购合同，交给一家名为纽波特医疗器械的加州企业。2012年，该公司被大企业柯惠医疗收购，开发新一代呼吸机的计划随即被搁置。有行业人士指出，柯惠的收购决定，初衷即是防止纽波特开发出新一代呼吸机，以免影响柯惠原有的呼吸机业务利润。《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将具有重大公共卫生影响的项目完全外包给私营企业，这种做法具有危险性。私营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关注与政府为未来危机做准备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面对诸如流行病或飓风这样的危机，需要集体行动，不能过度依赖私营部门。不幸的是，美国人的口头禅一直是‘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所在’。”

　　“‘个人至上主义’可能会使公共卫生措施复杂化”

　　不久前，地处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出现了一场持续数天的反对“居家令”抗议活动，该州是目前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凤凰城当地电台报道，州议会众议员凯利·汤森在集会上向州政府喊话，要求废除“居家令”。抗议活动即将结束之时，组织者还让现场参与者相互手牵手，以挑战疫情期间卫生专家提倡的保持“社交距离”做法。

　　《华盛顿邮报》报道进一步指出，戴口罩这样一项简单的防疫措施，在美国却成为一种政治和党派立场宣示。“对某些人来说，戴口罩是一个涉及更广泛的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宣示。这种情况以前就在美国发生过——摩托车手戴头盔、在汽车上系安全带、餐馆实行禁烟令，所有这些措施都曾引发关于个人自由的争论。”

　　卫生专家们对这种“个人至上主义”文化给美国抗疫带来的阻碍充满担忧。安东尼·福奇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的‘个人至上主义’可能会使公共卫生措施复杂化。”他强调：“处理传染病时，一小部分不遵守规定的人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