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高一学生王某因为成绩差、上课迟到、睡觉等原因，三次被班主任叫到学校设置的“思想道德提高班”反省。据王某的父亲讲述，被关反省期间，儿子出现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等症状，随后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2019年11月6日，王某从4楼阳台纵身跳下，经抢救无效去世。

　　王某的经历引发的围绕“思想道德提高班”的争议，今年上半年就曾有过报道，不过彼时的他还只是精神分裂，且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如今时隔半年，王某跳楼自杀，悲剧终于将他彻底吞噬了，这样的结果让人惋惜。

　　王某从精神分裂到自杀，当然很难简单归因于“思想道德提高班”。高考的压力、失败的家庭教育以及个人性格缺陷，都是长期淤积的问题。比如报道提到，王某经常长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交流靠手机打字。但不可否认，这样一个性格本就比较封闭的学生，“思想道德提高班”的经历，可能会放大负面问题。如其父所言，出现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症状。

　　即便跳出本案的悲剧来看，“思想道德提高班”这样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设定，根本就不该存在。它和“三色作业本”、“绿领巾”又或者在差生脸上盖“蓝印章”一样，都是给学生进行分等定级。在教育者看来是出于管教的好意，但事实上却可能造成羞辱的后果，让涉及的学生因为被区别对待而感到自尊心受损，甚至进一步自暴自弃。

　　而且类似教育手段对学生的区分，很多就是依赖考试成绩，建立在唯分数论基础上。被定义为差生的孩子，未必一定是劣迹斑斑，可能仅仅是成绩差而已。像本次事件中的王某，他的班主任所提到的成绩差、迟到、睡觉等问题，更多还是因为存在精神疾病，这跟思想道德能有什么关系？然而，在带有歧视色彩的教育手段下，他依然被区隔开来，被当成异类之一。

　　正所谓“有教无类”。有网友认为，孩子调皮捣蛋的确得严加管教，但这种管教必须建立在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而不是动不动就贴上差生的标签，或者上升到思想道德不自觉的高度。类似教育手法的频繁出现，说到底是因为教育评价过于功利化，考试成绩成为了单一的考核标准；另一方面，更是源于教育工作者面对棘手学生时的无知和无能。

　　事实上，《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曾明确规定，不得歧视学生。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就提到，“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2017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则再次强调，“严格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人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别说依据学生品行的直接区隔，就是一些可能会间接伤害学生尊严的教学手段，近些年都在慢慢清理。比如教育部门已经多次重申，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还提到，不考核升学率，同时不公布学生成绩排名，避免给那些成绩差的学生造成心理负担。

　　可见，整个教育改革的大方向，都是朝着更加公平、平等的方向走，让所有学生都被一视同仁对待。因为过去那种常见的带有羞辱色彩的惩罚手段，能够刺激他们上进，但同样可能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暴自弃。在这样的前提下，王某自杀理应进一步唤醒教育工作者，让羞辱、歧视差生的教育方法，从校园中逐渐消失。（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