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车桥镇，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作为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这里多了几分繁华。76年前，一场以“围点打援”战术著称的经典战斗在此打响，创造了华中抗日战场上生俘日军最多的战绩，揭开了华中地区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车桥古镇地处淮安、阜宁、宝应三地交界处。当时，车桥镇有5桥13庵108巷，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饶，粮行、米厂、酿酒、制烟、织布等各类工厂商铺林立，有江北“小上海”“小南京”之称。

　　“车桥不大，日军三次轰炸。”这句流传在当地的俗语，揭示了抗日战争中车桥镇在华中战区的特殊地位。陈列馆展示的战略地图显示，车桥镇位于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交界的战略机动位置，分割了新四军4个师的作战地域，使四地战力难以协调联动。同时，车桥也位于日军第64师团和第65师团的接合部，是日军必守之地。日军占领车桥后，毁坏当地多处古建修筑防御工事。在东西2华里、南北1华里的车桥据点内，共有碉堡53座，据点四周筑有2丈高的围墙、1.5丈宽的壕沟，水沟深7尺，西南面还有一座飞机场，驻有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大队，约500多人，构成了严密的火力交叉网。日军曾放出狂言：“若新四军能攻下车桥，则自愿退出苏中地区。”

　　车桥战役打不打？如何打？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兼政委粟裕对此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陈列馆展示的由粟裕的原绘图参谋、作战参谋秦叔瑾所著《战地日记》中记述，1943年粟裕同志从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返回一师师部时，他冒着风险舍近求远，选择穿越敌占区，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以谋划在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的战役。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粟裕提出车桥战役方案，得到了一师其他领导的一致赞同。战役决定由粟裕负责全面组织指挥，由一师副师长叶飞任现场总指挥，并决定出奇招、走险棋，集中优势力量先攻重镇车桥，会议确定了攻坚、打援同时并举的方案，将参战部队分为三个纵队，一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在陈列馆，展示了一幅由当时参战部队宣传干事创作的速写。画面上，上弦月静谧地挂在夜空，月色下，日军修筑的围墙、碉堡清晰可见，新四军战士们举着机关枪、携带梯子，在夜色的保护下掩身于芦苇荡中，悄然向着车桥据点行进……

　　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车桥镇外围传出猛烈的枪声，由一师三旅旅长陶勇指挥的第二纵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据点发起奇袭，突击队员们泅过外壕，架起10架云梯，登上围墙，并一举突破围墙进入镇区。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稻田腰上绑满手榴弹，冒着弹雨，只身爬上碉堡顶盖，将一连串手榴弹接续扔进碉堡、歼灭守敌。部队乘势攻击，仅半小时就突破围壕，占领了镇内全部街道，并分割包围了日伪守军。

　　外围的打援战也随即打响。5日下午3时，驻淮阴、淮安、涟水的日伪军纠合了700余人，乘汽车由西向东赴车桥驰援，而在车桥西边的芦家滩，我军一纵的打援伏击部队早已严阵以待，敌军进入韩庄、芦家滩，就遭到顽强阻击，并迫使日军进入预先设下的地雷阵，当即歼灭敌军60多人。

　　“6日2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在《车桥战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文章中，叶飞将军写道。

　　据统计，新四军先后拔掉车桥镇内的53座日军碉堡，同时击毙了日军大队长以下军官及士兵共计465人，俘虏24人，击毙了伪军483人。

　　车桥战役胜利后不久，曹甸、泾口、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12市镇日伪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

　　在陈列馆的一侧，展示了由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向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的传令嘉奖：“车桥之役，连战皆捷，斩获奇钜，发挥了我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

　　在车桥战役纪念广场一侧的护碑亭中，有两座石碑，碑文两两相对，一面刻有粟裕组织撰写的《车桥战役简要经过》；另一面刻有在车桥战役中英勇牺牲的53位烈士中部分烈士的名字及简历，其中还包括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

　　9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淮安市车桥镇车桥战役烈士陵园顺利入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莎沙